塔什干航空港里闷热，处处是瓜味，简直不像航空港，而像是瓜棚。半夜两点钟，我望了一眼水银柱——三十摄氏度。半野不野的肥猫，据说是阿富汗种，毫不胆怯地往出租车下边钻。

        年纪轻轻的士兵们（他们还是娃娃呢）拄着拐杖，在一群从疗养地归来的、皮肤晒成酱紫色的人之间，在木箱之间，在水果筐之间一跳一跳地走动。谁也不理会他们，大家习以为常了。他们铺上一张旧报纸或一本旧杂志，便席地而睡，席地用餐，过了一周又一周，他们就是买不到飞往萨拉托夫、喀山、新西伯利亚、伏罗希洛夫格勒、基辅、明斯克的机票……他们在什么地方被弄成残废的？他们在那边保卫了什么？没人对这些事感兴趣。只有一个小孩睁大眼睛盯着他们，还有一个醉醺醺的叫花婆子走到小兵面前，说：

        “你过来……让我可怜可怜你……”

        他用拐杖把她轰走了。可她并没有生气，还说了两句只有女人才能说出来的让人伤心的话。

        我身旁坐着几位军官，他们在议论我国生产的假肢如何不好，还在谈论伤寒、霍乱、疟疾和肝炎。他们说，头几年没有水井，没有厨房，没有浴室，没有东西可以刷洗锅碗瓢盆。还议论谁带回来了什么东西，有人带回来摄影机，有的是“夏普”，有的是“索尼”。战争对某些人来说如同后娘，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是亲妈。我还记得他们用怎样的目光观望那些休假归来的漂亮妇女，她们身穿袒胸露背的连衣裙……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过军人武夫，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动脑子的人”。

        人杂的地方散发着厕所堵塞的气味。我们长时间等候飞往喀布尔的飞机，突然出现了很多女人。

        下边是她们谈话中的零碎句子：

        “我的耳朵开始听不清了。最初是听不见鸟儿在高空鸣唱，比如，我一点儿也听不见鹀雀的叫声。我把它们的叫声录了下来，调到最高频率……这是头部挫伤的后遗症……”

        “你得先开枪，再查明情况，被打死的是妇女还是婴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噩梦……”

        “枪声一响，毛驴就躺下，枪声停了，它就站起来。”

        “我在苏联是什么人？是妓女？这事我们最清楚。哪怕是在合作社里赚几个钱呢……可是男人呢？男人又怎样？个个是酒鬼。”

        “将军说过要尽国际主义义务，要保卫南部国境。他甚至动了感情，说：‘给他们带点水果糖。他们还是娃娃，糖果是最好的礼物。’”

        “军官很年轻。当他得知他的一条腿被截时，便哭了。他长得像个大姑娘，皮肤粉红白皙。起初我害怕见死人，特别是没有胳膊、没有腿的死人……后来习惯了……”

        “若当了俘虏，他们先砍掉他的四肢，然后把砍断四肢的地方用止血带包扎起来，免得因流血过多而死了。他们就这样把人扔下，我们的人把他们找回来时，是一堆一堆的肉。那些人想死，可是硬是被他们治疗。”

        “海关看见我的旅行包是空的：‘你带了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有带。’‘什么也没有带？’他们不相信，逼我脱衣服，脱到只剩下一条裤衩。因为人人都带了两个皮包。”

        “起来，否则就睡过站了……”飞机已到了喀布尔上空。

        飞机在下降。

        ……炮声隆隆。巡逻兵端着自动步枪、穿着防弹背心检查通行证。

        我本来不想再写战争了，可我已置身于真正的战场上。

        观察他人怎样显示勇气，怎样去冒险，多多少少有些不道德。昨天我去食堂吃早饭，路上跟哨兵打了个招呼，半小时以后，这位哨兵被一块飞进卫戍区的流弹片打死了。我一整天都在努力回忆这个孩子的相貌……

        此地把记者称为编故事的人，作家也一样。我们作家小组里几乎清一色都是男人，他们都急于到最远的哨所去，想冲锋陷阵。我问其中的一个人：“为了什么？”

        “我对这事感兴趣，我将来可以说：我到过萨兰格……我要放几枪……”

        我怎么也摆脱不了一种感觉：战争是男性天生的特质。对我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

        “我靠近开了一枪，眼看着那个人的头骨飞散开了。我心想：‘这是第一个。’战斗之后，有些人受伤，有些人被打死，大家都不言语……我在这儿梦见了电车，梦见我乘电车回家……我最喜欢回忆妈妈烤馅饼的场景……家里充满面团的香味……”

        “你和一个好小伙交了朋友……后来，你看见他的肠子一串串挂在石头上……这时，你就开始想要替他报仇了。”

        “我们在等待驮运队，等了两三天。我们躺在滚热的沙子上，就地拉屎撒尿。等到第三天晚上，你快急疯了，你满肚子仇恨，射出了第一梭子弹……一阵枪击之后，一切都结束了。这时，我们发现驮运队载的是香蕉和果子酱……那次吃的甜玩意儿足够回味一辈子……”

        按普希金的看法，一个人若想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写出来（或都讲出来），是力所不及的。

        ……坦克上写着红色的大字：“为马尔金报仇雪恨。”

        一个年轻的阿富汗女人跪在街道中心号啕大哭，她面前躺着被打死的婴儿。大概只有受了伤的野兽才能嚎得这么凄惨。

        我乘车经过一个个被摧毁的村庄，村庄活像翻耕后的田地。不久以前，这儿还是一座座农舍，现在成了一堆堆没有生命的泥土，它比在打冷枪的黑暗还可怕。

        我在军医院里看见，一个俄罗斯姑娘把一个绒布小熊放在阿富汗男孩的床上。他用牙叼着玩具在玩、在微笑，他的两条胳膊都没有了。有人把他母亲的话译给我听：“是你们俄国人开枪打的。”又问：“你有孩子吗？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怎么也无法弄明白，在她的话里，更多的是恐惧还是宽恕。

        人们在讲圣战者对付我们俘虏的残酷手段，活像中世纪时的所作所为。这个国家的确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他们的年代现在是14世纪。

        莱蒙托夫的小说中，马克西莫维奇评价一个山民杀死贝拉父亲的行为时说：“当然喽，按他们的观点，他做得合情合理。”可是按俄国人的观点，那是兽性行为。作家发现了俄罗斯人民的这一惊人特点：善于站在另一民族的立场上，并用“他们”的观点观察、理解事物。

        可是现在……

        俘虏了几个“杜赫”……我们审讯他们：“军用仓库在哪儿？”他们不语。我们用直升机把其中的两个人吊到半空中：“在哪儿？指给我们看……”他们不语。于是我们把其中一个抛向山岩。

        他们打死了我的朋友。他们还想笑，还想高兴？他已经不存在了……哪儿人多，我就往哪儿开枪……我开枪扫射过阿富汗人的婚礼……新郎和新娘，一对新人正走着……我不怜悯任何人……我的朋友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伊万·卡拉马佐夫说：“野兽永远不会像人那么凶残，凶残得那么巧妙，又那么艺术。”

        是的，我预料到我们不愿意聆听，也不想写下这些事。但是任何一场战争，不管是谁指挥的，又是为何而战的，尤利乌斯·恺撒也好，约瑟夫·斯大林也好，都是人和人的相互残杀。这是杀人，但我们国内对这事不能深入思考，不知为什么学校里不提爱国主义教育，而提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我何必为“为什么”而惊讶呢？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军事社会主义、军事国家、军事思维方法。难道我们不想成为另外一种人吗？……

        不能如此考验一个人，人是经受不住这种考验的。在医学上，这叫“活体试验”，即用活人进行实验。

        今天有人引用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说“人是川流不息的”。

        晚上打开录音机，欣赏“阿富汗人”的歌曲。孩子们的嗓音还没有定型，他们模仿维索茨基，沙哑地叫着：“太阳像颗大炸弹，落在村庄上”“我不需要荣誉，我们能活下去就算是褒奖”“我们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杀我们”“可爱的俄罗斯呀，你怎么竟把我出卖了”“我已经开始忘记人们的相貌”“阿富汗，你比我们的责任更重大，你是我们的宇宙”“独腿汉子像只大鸟，在海滨跳跃”“死者已不属于任何人，他脸上已经没有仇恨”。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的士兵返回苏联，我站在送行的人们中间。我走到一个娃娃兵面前，他没有舌头，成了哑巴，他被俘过，小兵制服里边露出军医院的病号衣。我问他话，他一个劲儿地写自己的名字：万涅奇卡，万涅奇卡。他写的名字，我看得清清楚楚——万涅奇卡……他长得很像我白天谈过话的那个小伙子，他反反复复地说：“妈妈在家等着我。”

        ……我们乘车最后一次穿过冰雪封冻的喀布尔市区的胡同，在市中心人人熟悉的招贴画前开过去：“共产主义是光明的未来”“喀布尔是和平的城市”“党和人民团结一致”。这是我国印刷厂印制的招贴画。我们的列宁站在这里，举着一只手……

        在航空港遇见了几位熟悉的摄影师，他们在拍摄装运“黑色郁金香”的过程。他们讲话时不抬眼皮，讲如何给死者穿上旧军服，还有马裤，有时这类衣服也不够用，就不穿军衣，光着身子装进棺材。旧木板、锈钉子……“冷库里运来了新的死者，好像有一股不新鲜的野猪肉味……”

        如果我把这些事都写出来，谁能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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