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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重结西湖缘

        苏轼获知太皇太后允准给予一郡,而且给的是他“魂牵梦萦”的旧游之地,不禁有鸟出樊笼之喜。因为他是称病请郡的,所以作《病后醉中》诗,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病为兀兀安身物,酒作蓬蓬入脑声。

        堪笑钱塘十万户,官家付与老书生。

        在此元祐前期的四年中,虽然别人忌妒他飞黄腾达,在他自己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已体验尽了政治社会的冷酷无情,看透了攘夺政权者不择手段的丑恶面貌,蜚言满路,谤书盈箧,他终于明白,事情不能完全归咎于“多言”,只要仍踞高位,即使目盲口喑,也一样要遭忌,要挨骂。所遗憾的是身受朝廷如此深厚的知遇,他却不能一尽才识报国的心愿。

        但从个人生活言,这四年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天伦乐聚,家庭生活非常完美,更得那么多杰出的青年朋友从游门下,辇毂之下,人才济济,他更不愁没有朋友,谈诗论画,日子过得非常热闹。

        苏轼离京后,首赴南都晋谒张方平,问候这个寂寞多病的老人。另一前辈范镇(景仁)于上年十二月,以耆年溘逝。讣告至京,苏轼感念平生,不禁大恸,除设位祭奠外,他有责任要了一件心愿,这心愿,他就在南都张家住时完成了。

        范镇为老苏的同乡好友,非常欣赏苏轼这个晚辈。熙宁年间,诏举谏官,首即推荐苏轼可当此选,再举孔文仲为贤良。两遭压抑,范镇上疏力争,不报,他即上言:“臣言不行,无颜复立于朝。”坚请致仕,多年来一直家居许昌,不再闻问政事。

        元祐初,天下人皆以为司马光和范镇一定会同时出山的,朝廷也竭尽礼遇地征召这位国家的元老。但是范镇说:“我六十三岁致仕,是因老退休(宋称引年),而七十九岁再来,岂合于礼。”坚决辞谢。

        从前,苏轼得罪下御史台狱时,主持者正在多方搜索苏轼与人往来的文书,作为罗织的资料,人人怕得不敢说话,范镇却不顾一切,上书神宗,竭力保救。谣传苏轼在黄州死了,他便掩袂大恸,要立刻派人恤慰他的家属。……苏轼本以为这次可以同在京师相聚了,不料他初则坚卧不起,现在则又忽尔薨逝。追念两世深交和深切的知遇之感,苏轼决心要为蜀公志墓,以践宿诺,无如在京时,乌烟瘴气里,静不下心来写这篇大文章,心里总是不安。

        李廌来说:范蜀公将薨前数日,“须发皆变苍黑,眉目郁然如画”。苏轼说:“蜀公平生虚心养气,数尽神往,而血气不衰,所以发于外者,才能如此。”

        苏轼不肯如韩愈一样,随便为人写“谀墓文字”的。元祐中,朝廷敕令苏轼撰《赵清献公(瞻)神道碑》,他复奏道:“臣平生本不为人撰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马光行状,盖因光曾为臣亡母程氏撰埋铭;又为范镇撰墓志,盖为镇与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此是苏轼自负的地方,尝言:“轼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那是富弼、司马光、赵瞻、范镇和张方平,其中赵清献公一碑还是辞谢不了,勉强写的。

        现在,他在南都静住了快一个月,一面陪伴衰病的乐全老人聊聊天,一面专心撰述范蜀公的墓志铭,这两老都是最早识拔苏氏兄弟的前辈。

        在此期间,受他荐举以布衣而为徐州教授的陈师道(履常,一字无己)邀同王子安要到南都来看他,先向当时的徐州太守孙觉请假,莘老不许,陈便托疾私行。这是违背官常禁例的行为,但是师道不顾这些。

        两人晤叙甚欢,苏轼行时,他又一直陪他坐船到宿州,本来打算送到灵壁,因为部役沂上,不便再送,遂在宿州分手。船上,这位后来开江西诗派的大诗人作诗呈轼曰:

        后来师道已除太学博士,便遭言官弹劾,指责他违法越境访苏,再出为颍州教授,依然做他那坐冷板凳的广文先生。

        苏轼泛江而下,渡淮河,过山阳,至浙西境,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润州太守黄履远来迎迓。黄履于元丰年间为御史中丞,是审理诗狱案的群凶之一。那个时候,他是高坐堂上的问官,苏轼是觳觫堂下的罪囚,深文周纳,必欲置之死地的人,现在却毫不在乎地堆满一脸笑容,鹄立江边。苏轼心里明白,这是因为浙西路管辖六州,以钱塘、扬子二江为界,润州在杭州所部中,既是他的顶头上司,怎能不恪恭伺候?小人趋炎附势,无耻竟至如此。

        至润州,更料想不到当年第一个举发苏轼诗中意存谤讪的沈括(存中),目前闲废在润,他亦往来迎谒甚恭。苏轼觉得这真何苦,心里更加厌薄其人。

        既至润州,立即往访金山寺的了元禅师。这和尚,前年(元祐二年)已得朝廷敕封“佛印”的师号。

        当他悄悄来到金山寺,佛印正高坐堂上,为大众僧侣说经,苏轼直趋座前,佛印见到,戏言道:“学士何来?此间无你坐处。”

        “暂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

        “山僧有一转语,言下即答,当从所请;如稍涉拟议,则所系玉带,请留以镇山门。”苏轼便将玉带解下,置于几上。于是,佛印朗吟道:

        “山僧四大本空,五蕴非有,欲于何处坐?”

        苏轼不及应答,佛印便急呼侍者:“收此玉带,永镇山门。”

        两人相对大笑,佛印并以衲裙一条回赠。以苏轼的捷才,还是输给了禅门的机锋,所以次韵诗有这样的话:

        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机锋。

        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

        《五灯会元》载此事:“东坡居士作偈曰:‘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禅床。’”或为事后所作,无补于胜败,聊记于此。

        了元之得赐号“佛印”,因为元祐二年间,高丽和尚法名“义天”者,航海至明州,疏请遍谒中国丛林,问法受道。据传,义天本是高丽国的王爷,诏令朝奉郎杨杰为馆伴。所至吴中各寺,都以王臣之礼来接待。到金山寺求见了元,了元却坐在禅床上直受义天的大拜,馆伴杨杰大惊,问故于了元,和尚说:“义天既已出家,他的身份只是一个异邦的和尚,丛林规矩如此,不能为他改变。”朝廷认为了元颇识大体,赐号“佛印”。

        据《金山志》:了元佛印禅师,字觉老,饶州浮梁林氏子,出家,遍参禅宗名僧庐山圆通寺的居讷禅师等;先住江州承天寺,继迁淮上斗方寺,庐山的开先和归宗寺;与苏轼结交是苏在黄州,他住持归宗的时候,苏曾赠他怪石供;后即住持金山、焦山;出家四十年,缙绅多与之游,名动朝野,曾蒙神宗赐予高丽磨衲金钵。他是一个极有地位的禅师,据释惠洪《冷斋夜话》所记,亲见元公出山时驺从之盛,说:“重荷者百夫,拥舆者十许夫,巷陌聚观,喧吠鸡犬。”岂是传说中的酒食和尚?宋朝的僧侣,仰赖社会供养,自成一个特殊阶级,虽然不是贵族,却是贵族的高级附庸。

        明人把佛印、东坡和杭伎琴操扯在一起,造作许多故事。其实苏轼第一次在杭州,尚未认识佛印;第二次在杭州的两年间,佛印在金山,亦从无来游西湖的文献可征。说故事的人把一僧一俗一名伎凑成一组,人物本身就已非常富有传奇性了,何况以一个和尚或一个伎女的才情,就能打倒天下的大文豪,给人一种痛快的发泄,如此而已。

        旅程中,路过湖州,“伤心旧地,罪官重来”。苏轼心里,不免有无限的感慨。但他这些年来,饱经风霜,祸福兴衰,只把它当作过眼云烟,再也不愿重提那些旧事。

        只是吴兴有几个后辈,开筵欢宴这位前辈先生。他们是故黄州太守徐君猷的妻舅福建路运使张仲谋、福建转运判官曹辅(子方)、以左藏副使为两浙兵马都监的刘季孙(景文),临濮县主簿、监在杭商税的苏坚(伯固)和杭人张弼(秉道)等,主客共是六人,相与欢谈剧饮,非常高兴。

        席间,苏轼说起十五年前(即熙宁七年),他自杭州通判移守高密,与杨绘(元素)同舟,张先(子野)、陈舜俞(令举)也要一同去访时知湖州的李常(公择),他们一共五人,后来又有刘述(孝叔)参加进来,同游松江。夜半日出,置酒垂虹亭上,当时,除出词人张子野已经八五高龄外,其余的人都在壮年,闹酒的兴致很好,有人喝得烂醉如泥。子野即席作了一阕《定风波》小令,末章有“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旁有老人星” 那样的话。

        这次会后,六人重聚不易,苏轼时常怀想。元丰四年在黄州听人传说松江桥亭已被海水冲坍,他还感慨:“追思曩时,真一梦耳。”不料再过八年的今日,六客中的五人都已死亡,只剩苏轼一人尚在人间,寿命无常,人生如寄,那时候年纪最轻的他,现在代替了张子野的位置,做了座中的老人星了,心里禁不住一阵悲凉。

        张仲谋请作《后六客词》,苏轼便写了如下这阕《定风波》:

        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配月独凄凉。

        其时,消息传来,范纯仁为了反对将蔡确流放岭外,被言官围剿,指为蔡确之党,力求罢相,出知颍昌府。苏轼听到此讯,不寒而栗,恍然有幸已逋逃之感。所幸杭州已经很近,只望西湖的山光水色,能够冲淡他“风雨京华”四年中一切痛苦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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