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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储粮防灾

        苏轼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于元祐四年七月三日到任,进谢上表中,有曰:“仰荷至仁,曲从微愿。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皆为实言。苏轼回忆当年被陷御史台狱,死生莫卜,其时距他离开杭州,且已六七年了,而当地士民,还在追念这位离职久已的好官,为他设置解厄道场,祈求上苍保佑他消灾免祸。主管这件案狱的当局,移文杭州索取境内所留苏轼的诗作,杭人坦然提供数百首,心里则颇鄙薄此种为文字兴狱的作风,诮为“诗帐”。他们对被迫害者的同情,不言而喻。

        不仅此也,苏轼后来谪放黄州,杭州的故人还相约凑出钱来,一年两次,派人遄程到黄州去问候他,还带来许多杭州土产的食物——荔枝、螺酱、茶叶。见于苏轼黄州所作《杭州故人信至齐安》诗:

        回溯熙宁七年(1074)十月交卸通判职务离杭,到这次元祐四年(1089)七月重来,别已一十五年,苏轼所满心喜悦的,并不完全为了西湖的湖光山色,而是杭州人对他这份深厚的情义,使这天涯游子,如有归乡之乐。

        北宋当年,杭州还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小城,不能与京城开封相比,要到南宋建都于此,改名临安,它才繁荣热闹起来。祖居钱塘的周煇,在南宋时听故老传说从前的杭州:“昔岁风物,与今不同。四隅皆空回,人迹不到。宝莲山、吴山、万松岭,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楼殿相望。出涌金门,望九里松极巨,更无障碍。……”所以苏轼作《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诗,也说:“葑合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可见虽号地上天堂的地方,人口并不甚盛,但这对于一个刚从汴京十丈红尘中逃避出来的苏轼,毋宁是个非常理想的住处。

        做知州的有官邸称“州宅”者可居,但在州宅之东,消暑堂之后,另有一座为屋五间的建筑,系熙宁年间赵清献公抃知杭州时所造,以钱塘旧城的城闉为基地,所以房屋虽然并不高大,但因建地高,特别超出在州宅及园圃之上,可以俯瞰虚白堂,历来为州者多居之,称为“高斋”。苏轼用以招待他的宾客居住,和黄州的雪堂一样。

        苏轼自己住定后,首先注意到的是杭州的廨宇官屋,都已非常破败。这些建筑,本来都是吴越国主时代所造,虽然建材都是珍材异木,然而历时皆在百年以上,大部分颓败倾斜,随时有倒屋伤人的危险。苏轼到任前一个月,使院屋倒,压伤两个书手;八月鼓角楼坍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因此,遇大风雨时,职官们都不敢在正堂里值宿。苏轼派人检查,计有官舍、城门、楼橹、仓库等二十七处,大段隳坏,亟须抢修。他于九月间,上《乞赐度牒修本州廨宇状》,状请给赐度牒二百道,并请依照旧数支公使钱五百贯,用来应付修缮的经费。

        状中,他还插述一段感慨。说他的前任,虽也有“果于营造”者,如孙沔造中和堂,梅挚造有美堂,蔡襄造消暑堂等,然而“皆务创新,不肯修旧”,听任实际需用的廨宇在风雨中东倒西歪,因循支撑,苟延岁月,只是不修——当官的爱做门面事,自古已然,而今为烈。

        初到任时,苏轼还曾感叹过杭州的“人经丰岁尚凋疏”,不料丰岁无常,就这时候,他所辖属的浙西七州——杭、湖、秀、睦、苏、常、润,已经雨旸失调,正在酝酿凶年的灾荒了。因为这些地方,有一部分从上年(元祐三年)冬季开始,到今年春天,一直霪雨为患,田中积水不退,无法施种早稻;至五、六月水退后,才再补种晚稻的秧苗;不料插秧后,又遇上干旱之灾。两次稻作,全遭损害,所以市上米价先已腾贵,每斗要卖到九十足钱。江南水乡,麦产甚少,照这情形,可以预见明年春夏之交,必有饥馑盗贼之忧。

        苏轼下车伊始,正是干旱严重的大热天,立刻有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待他解决。一是如何平抑米价,筹措粮源,准备赈济明年的缺粮;二是如何疏通运河,恢复水运交通,并使城中的居民有足够的水用。

        关于第一个问题,苏轼把有关当地的粮食需要,调查清楚,就目前的收成预测来年缺乏的数量,然后于十一月间,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向朝廷提出请求:一是减收本路上供钱斛一半或三分之二,俟年成丰熟时,分年起偿;二是请即诏令停止公家在本路各州收购常平、省仓、军粮、上供米、封桩钱等各项名目的钱米;三是乞将上供钱散在诸州税户,令买金银绸绢,以免钱荒。

        这个状子奏报去京后,久久未得诏答。他知道地方监司有报喜不报忧的官僚习气,不肯实事实说;而更多的人,非到灾荒临头,饿殍载道,不见得会有未雨绸缪的远见。他心里非常不安,分头给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防以及门下仆射诸公,写信呼吁,促请他们注意和支持。

        苏轼非常了解杭州风俗的浮薄,上吕仆射(大防)论浙西灾伤书中,特别申述了这一点。因为大防是北人,不甚了解南方人的生活习俗,与朴实的北人不同,抵御灾荒的能力也就非常薄弱,所以必须由政府预为筹谋,准备赈济。否则,饥荒一经发生,社会就难免动乱不安。

        苏轼书中说:

        ……三吴风俗,自古浮薄,而钱塘为甚。虽室宇华好,被服粲然,而家无宿舂之储者,盖十室而九。自经熙宁饥疫之灾与新法聚敛之害,平时富民,残破略尽。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盐酒之债。田宅在官,房廊倾倒;商贾不行,市井萧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时仅自支持;更遭风寒暑湿之变,便自委顿。仁人君子,当与意外将护,未可以壮夫常理期也。……

        经过这样多方呼吁,终获朝旨许可,准予保留上供米三分之一,办理平籴。

        来年正月,粮食供应果已青黄不接,苏轼便下令减价出籴常平米,把骎骎欲上的粮价压了下去。

        宋朝的救荒政策,法有政府办理贷款的规定,地方官可以不必入告朝廷,专权自办。但是苏轼不愿意放贷官款,顾虑贷放容易,将来与租税同时催收时,民不堪命了,此与从前反对青苗的原则一样。他决心专用平籴法,不使遭灾的百姓贻留后患。

        随后苏轼又想到九月间为了修缮廨宇,乞赐度牒那个案子,认为如得朝廷给赐,即可征召苏湖常秀各州富户,照市价纳米购买这批度牒,然后可以将这批米以低价卖与缺米县份。这一进一出,虽然政府在米价上要吃一点亏,但可疏解米荒,平抑粮价。而出籴所得价款,即使短少一点,依然可以挑紧要之处修葺官屋。照此做去,政府给赐一份度牒,就可以派上两种用场,“先济饿殍,后完破产”。

        他把这个构想,也奏报了朝廷,对于先前乞赐度牒一案,抱着极大的期望。

        度牒,是出家人的身份证明。宋朝,度牒由中央政府专卖,一个人要出家做和尚,须先买好度牒,才由寺院剃度。政府出卖度牒,在财政收入上占有重要地位,有时竟超过朝廷岁收的十分之一。

        一道度牒的价格,因时因地不同。神宗时的官价,每道卖钱一百三十千;但在夔州路则卖到三百千,广西路卖到六百五十千(《宋会要辑稿》)。如依米价每斗九十文计算,一纸官价度牒折合白米一百石以上。

        老百姓要买度牒,因为和尚道士可以逃避兵役、劳役,不出身丁钱和其他苛捐杂税;法律规定,属于寺院的田产免付租赋,所以部分地主也要买张度牒,用来逃避租赋的负担。

        苏轼七月到任,正是铄石流金的炎夏时节,干旱之灾已成。他最先注意到的是当时主要的交通命脉——运河干浅所造成的交通瘫痪,因而货运阻塞,使谷米薪刍全面涨价。

        解决水的问题,是拯救干旱的根本,也是疏通货运、平抑物价的唯一办法。苏轼前任杭州通判时,曾与当时的知州陈襄共同擘划过杭州的水源,在这方面他有相当的了解,因此很快接受临濮县主簿、监杭州商税苏坚(伯固)的建议,第一步浚治杭州的两条运河:一是南抵龙山浙江闸口,北出天宗门的茆山河;一是南至州前碧波亭下,东合茆山河而北出余杭门的盐桥河。

        他先调集捍江兵士及诸色厢军千余人,浚治这两段河道,各有十余里。以茆山一河,专受钱塘江的江水;以盐桥一河,专受西湖淡水。因为若不把这两道运河的水源分别隔开,则每天江潮来时,随着潮水带进大量泥沙到运河里来,不出三五年,河道依然要被淤塞,前功尽弃。所以这次工程不但河分两道,又在钤辖司前创建一座水闸,每天江潮上时,关闭闸门,使龙山江潮只能从茆山河出天宗门而去;等过了一两个时辰,潮平水清,才开闸门,则江潮中挟带的泥沙,就不会流入穿越市内的盐桥河,大部分流经城市的运河也就不会淤塞了。茆山河流,全在市区外的乡野之地,浚治淤积,便无碍城中的商市和居民。

        此一工程自元祐四年十月开工,不到半年,即已完成。两河河床受水的深度,都在八尺以上,于是客货船运,顺利通行。杭州的父老们都一致赞颂,说三十年来,开河未有如这次那么深、那么快的。

        治水救旱,浚河通航是解决问题的一半,而另一半的任务则为充裕人民日用的水源。根据苏坚的建议,原来西湖淡水贯城进入清湖河者,大小共有五支水道,但却都从清湖河直下,径出余杭门,不复与城中运河相灌输,未加利用,最为可惜。因此他们在涌金门内小河中,造一座小堰,使暗门和涌金门二道所引湖水,注入法慧寺东沟中,沿此添凿四五道新沟,引入市内猫儿桥河口,由猫儿桥河口流入新水门而至盐桥河——这就是盐桥河专受湖水(亦即淡水)的导流工程。

        盐桥河的下流,容纳江潮的清水,上流有西湖活水流性,有此两大水源,则城中居民便永无缺水之忧了。这湖水所过曲折之处,分别设置石柜贮水,老百姓可以汲用洗濯,并可为救火消防之备。苏轼与苏坚商定了这个计划,再叫仁和知县黄僎去实地相度,又亲率僚吏躬自验视,认为确凿无疑,就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将这小堰和凿沟的工程于元祐五年四月二十日开工做了。

        苏轼原来请求留上供米一半或三分之二,用以赈灾,而朝廷所许只有三分之一。照他的估计,还差三万石,他只引领期待朝廷能够如数给赐二百道度牒,可以让他先用来调节粮米,再修官屋。

        其时淮南路也报灾伤,朝廷将它并成一案办理,准了两浙、淮南路,各赐空名度牒三百道,付各路转运使,命与提刑、两路钤辖司洽商分配。

        这宗公事的主管是转运使叶温叟,他在出巡各州勘灾途中,奉到圣旨,却不会商有关官署,擅自作主,把它分配了,杭州只配得度牒三十道。

        这使苏轼大为不平,立刻上奏《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状言:度牒的分配,应该依州郡大小、户口众寡、灾伤程度的深浅来定配额,现在叶温叟不经会商,擅自分配,已经违背了诏令,而他独出私意,只分与杭州三十道,更不公平。如润州人户,仅为杭州的十分之三,而且并未报灾,他却分与度牒一百道;其余或多或少,任意支配,漫无准则,致使“杭州百姓,例皆咨怨,将谓圣恩偏厚润州,不及杭州”。

        苏轼在状中再度详申杭州缺米的严重,乞赐指挥于三百道度牒内支一百五十道与杭州。

        叶温叟与苏轼是进士同年,两人议事每不相合;不过,公事虽然要争,但不妨碍私谊。此事之后的元祐六年(1091)正月,叶温叟以主客郎中被召还京,行前还与苏轼一同视察新河。将行,轼作《浣溪沙》小词为他送行,还希望将来再在杭州相逢:

        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莫教便唱水如天。

        我作洞霄君作守,白头相对故依然。西湖知有几同年。

        这段度牒公案,卒于五年五月获得解决,由朝廷加赐两浙、淮南度牒六百道,其中杭、扬二州,各得百道。

        于是,杭州且有钱余,可作开湖的部分经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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