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香港不知道要打多少场官司，能够进入法庭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香港的法官如何断案，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2006年8月22日，我带着一身的“庄重”，第一次走进了香港的法庭。上午九点半，这是法院两个月前就已经通知原告、被告双方准确的开庭时间，我是“被告”的陪同，不敢在时间上有误，而且开庭的法院远在沙田，离我居住的港岛不仅隔着大海，中间还隔着好大一片九龙的土地，所以那天早上一起来就出了家门。然而到了法庭，过了半小时，已经是上午十点了，没有动静；又过了一小时，十一点了，还听不到法庭的召唤。最后，原告、被告双方一直等到了十二点出头，有人才通知接下来该轮到我们了，大家都隐忍着不满，尤其我朋友，是为“被告”，心里担心着自己的命运，一口埋怨的“大气”都不敢出。

        过去我在内地，因为经常需要采访案件多次进出法院，对内地的法庭可以说并不陌生。

        内地的法庭和香港的在我的想象中，后者可能更正规、更神圣。然而那天，我陪着“被告”先后走进了2号、1号两个法庭，眼前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意想不到”，弄得我不仅乱了视野，而且也乱了方寸。

        先说2号，这个法庭不大，没有陪审团。法官的席位高高在上，下面依次摆着书记台、双方代理人以及“被告”的长条桌子，左手一个L形、被白色钢管围住的区域，我想应该是提供给没有取保候审的“被告”站立的地方，然后再往后，左、右两侧就都是旁听席了。

        还好，一坐下，大法官几秒钟之内就从内门走进了法庭。法警随即喊了一声“起立”，所有人都迅速站起，再坐下，庭已经“开”了。控方开始由一位普通话翻译向被告宣读起“起诉书”，之后法官轻轻地问“被告”：“你认不认罪？”我的朋友按照事先已经和律师商量好了的准备，说：“不认。”接下去大家都以为一场“马拉松”式的司法大战就要拉开帷幕，然而我的耳朵竖得直直的等着大法官往下发话，大法官是个香港人，低声说了一连串广东话，我还没有来得及理解透彻，恍惚中只记住最后法官说“现在给你们少少的时间，出去商量一下”，他自己就先起身离席，整个过程大约也就用了一刻钟——

        大法官究竟在法庭高处说了一段什么话？到了庭外，大状（大律师）和他的助手律师才向我们慢慢解释。原来大法官刚才在庭上讲的是今天上午已经没有时间了，下午他还可以再审两小时，但是这个案子两个小时的时间肯定审不完，而明天他又约了其他的案子，所以法官让“被告”出来商量，就是建议我们接受法院下一次重新安排的开庭时间，另外再换法官……

        什么？“重新安排开庭时间”？“另外再换法官”？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一次开庭“被告”就已经战战兢兢地等了两个月，两个月，“被告”过的是怎样“等”的日子？人一步也不得离开香港，身体如坐移民监，而心灵所受的煎熬滋味儿更糟。为了这次开庭，北京来了多少被告的亲戚朋友，所有人除了请假误工、车马旅费，此外还有一颗颗沉重的心，这些“难处”法官大人如果说不清楚，“大状”和助手律师也不知道？！

        香港的法律与内地的体系完全不同，一个适用“欧美法系”，一个适用“大陆法系”。大法官开庭，一上来根本就不用听案子，不让双方的律师拿出物证、人证，而是一开庭就让控方宣读“起诉书”，然后直接问被告认不认罪，如果被告说“认”了，以后的所有程序，包括律师辩护、法庭辩论、被告自述等等就都不用走，该罚款、该收监、该拉出去找个地方枪毙马上就可以执行；可是如果被告说“我不认罪”，大法官这时候才有必要真正忙起来，才会认真地了解案情，审判和判决随后也才会开始。

        “重新安排开庭时间”？

        下一次又不知道要等到几个月后。

        “被告”当场就哭了。“大状”的助手律师因为也是女人，到底还有点同情心，也忍不住当着我们一群内地人开始“控诉”香港法院的种种“糟糕”：“嗨，你们不了解香港，香港的法院就是很乱，法官一天可以约来4个案子，但是昨天拖堂的那个，你们看今天就占去了一个上午，我们今天还是第一个，后面还有案子在等，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

        一个法制社会，香港法律神圣得令人敬仰、令人敬畏，但是谁来制约法官？

        “开庭的时间是法官自己订的，现在说不审就不审了？这不是拿人开涮吗？！”

        我以为面对一群人的质问，“大状”和他的助手律师一样会很尴尬，会用好言好语安慰“被告”。但是“大状”没有，一点悲悯之情也看不出，因为他一关上法庭的门，看到已经在流泪了的“被告”，竟然问：“唉，你为什么哭？”我不知道他是真不明白，还是认为另外开庭对“被告”未必是件坏事情，接着就讲：“不要在这个法官的庭上开庭可能更好，因为这个法官坏，下一个会好。”我听了他的话简直莫名其妙，插嘴问他“此话怎讲”？为什么说“这个法官坏，下一个会好”？“大状”解释：“这个法官判的案子有罪的纪录多，下一个法官判无罪的纪录多。”我愿意理解“大状”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水平过低或者没有职业道德，而是由于语言的障碍，用普通话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们。但是，如果早知道“这个法官坏”，为什么不事前做做工作避开本案在今天开庭？如果说不能挑选，同样的逻辑，“大状”又怎么会预知下一次开庭一定会赶上“一个好的法官”？

        在香港，律师的资质不同，代理辩护的要价、收费也不同。我不清楚本案被告所请的“大状”具有什么样的资格，但听朋友讲这位“大状”看得出很有水平，他坚持两位被告虽然触犯了香港的法律，但是“不知者不为罪”，因此胜诉的把握比较大（不然第一次开庭就让被告认罪了）。但是这位“大状”每次约见被告“谈话”，收费可是不菲，一小时高达6000元港币，他的助手一小时3500，每次“谈话”，一小时的时间哪里打得住？一次开庭的代理费是18000，即使这一次“庭”只开了一个头，“重新安排开庭时间”，又一笔费用也是不能少——半分都不能少！

        由于反复考虑名声以及财产更大数目的损失等等利弊，“被告”以及家人最后不得不接受法官的建议等待下次开庭。接着所有人就都由助手律师领着移步到1号法庭，在这里我又领略了另一番香港法庭的景象——

        简单截说，1号法庭比2号的更大，和外国电影里的样子更像，但是这里的气氛非常“混乱”（这样形容如果有一点贬义，我可以换成“忙乱”），为什么这样说？首先，我们被带进法庭，悄悄地在旁听席上坐下，上一个案子还没有审完，身旁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法庭之上，好几种声音像排球场上的一传手和二传，此起彼伏，令人的耳朵没有一点空闲。原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涉嫌犯罪的人员也有不同的国籍，我们进来之前，法官（不是中国人，一位满头白发的外国老大爷）正在审理一宗马来西亚女人的盗窃案，“起诉书”用英语进行，翻译把英语先翻成广东话，再由广东话翻译成马来语，这样你传我，我传你，同声翻译，没有间断。

        好不容易，马来西亚的女案犯被法警带出了法庭，我们以为下面该轮到接受我们的“申请”了，谁知道另一个外国人其实还排在我们的前面，于是不同的语言又开始一传二、二传三，同声翻译，此起彼伏；等到这个人也当堂认罪了，再一位男人还排在我们前头，这位香港中年男子被诉与一位16岁的女孩在？菖时？菖地发生了性关系，“起诉书”被法庭的一个年轻女子宣读得磕磕绊绊，声音又很小，我还是听不清。此时，我真是由衷地佩服香港的法官，一年365天，多少天得坐在这个永远的是非之地，不仅眼观六路，而且还要耳听八方，精神在这纷乱的场合怎么能高度集中？

        急也没用，不知道又过了多长时间，法庭终于叫到我的朋友的名字了，律师立刻回头大喊“被告”，可是偏偏此时，我的朋友离开旁听席出去打电话，通知她的姐姐庭不开了，下午不要再往这赶，于是立刻又有人出去把慌慌张张的“被告”从外面拉了回来……

        哦，香港的法庭。

        市场？门诊部？我的脑袋里当时就是这样的联想。

        什么是神圣与尊严？此时“安静”在我看来已经成了第一需要。然而香港的法庭，哪里有一分钟的“安静”？至少在那天的1号法庭，我的朋友还在向外国大法官委屈地“申请”更换时间重新开庭，法庭中央，各方代理人已经在不停地哗啦哗啦地收拾纸张，一片钉书器的声音咔咔咔咔四下放射，书记员也已经在办理上一个案子的相关法律文书。整个法庭各干各的，人人都在忙，一切都显得很正常，很有效率，谁对谁都仿佛构不成干扰。

        我眼见着这种情况，忽然想起自己也别闲着了，赶快拿出本子记下一些“备忘”或者法庭“速写”的什么东西吧，然而我刚从书包里掏出本子和笔，刚在上面写下了年月日，一个胖胖的男法警就立刻走到了我的座位前，脸上一派庄严，问我：“你在法庭上写东西事先有没有提出过申请？”“提出申请”？我很吃惊，也来不及撒谎，就说：“没有，不知道，不可以吗？”法警好言相劝：“对，不可以，”接下来他把之后的话每个字都拖得很长，“香港的法庭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在这里面写东西的。”说完莞尔一笑，又去一旁好脾气地站着，此刻的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真想变成一头动物，一头什么动物？最好是大象，那样我就可以大吼一声，吼出我的愤懑，同时也把法庭上的所有嘈杂全都盖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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