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奶柜台边，一个老头靠得太近了，身上有一股浓烈的尿酸味，污秽的味道，还有油烟味。

        猪肉柜台后的女人弄来了一桶水，说没关系，然后把她吐出来的早饭拖干净了。

        “摸到了吗？”那个瑞典人兴奋地看着她，“把手再往里伸一点！不要这么懦弱！”

        母猪的尖叫声让维多利亚迟疑不前。她的手臂伸到了猪的身体里，几乎伸到了她的胳膊肘。

        又往里伸了几厘米，她终于摸到了猪仔的脑袋。她的大拇指放在猪仔的下巴上，食指和中指放在耳朵后面的脑袋上。就像维戈教她的那样。然后，小心地往外拉。

        他们觉得这是最后一只了。母猪身边的草垫子上，十只黄色斑点的小猪仔扭来扭去，争夺母猪的奶头。维戈一直站在一边，看着小猪仔的降生。那个瑞典人处理了前三只，剩下的七只是自己出来的。

        阴道里的肌肉紧紧地挤压着维多利亚的手臂，有那么一会儿，她觉得母猪可能在抽搐，但是当她更用力地往外拉时，肌肉看起来反倒放松了，不到一秒钟，猪仔就露出了半个身子。片刻之后，它就躺在血淋淋的草垫子上了。

        它的后腿一阵抽搐，然后就完全不动弹了。

        维戈弯下腰，摸了摸小猪的背。“干得好。”他说，同时面部扭曲地对维多利亚笑了笑。

        刚出生的小猪仔通常都会一动不动地躺三十秒左右。你觉得它们死了，然后它们突然动起来了，盲目地到处摸索着，直到找到母猪的奶头。但是，这只猪仔的腿抽搐了，其他的猪仔并没有这样。

        她默默地数着数，数到三十的时候，她开始担心起来了。是不是她抓得太紧了？还是拉的方法不对？

        维戈查看了一下脐带，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该死，它死了……”

        维戈把眼镜拨下去，严肃地看着她。“没关系，脐带受损了。不是你的错。”

        是的，是我的错。我们离开以后，母猪会处理掉胞衣，把一切能吸收的营养都吸收进去。

        它会吃掉自己的孩子。

        维戈·杜勒在斯楚厄郊外有个大型农场。除了课本，一直陪伴维多利亚的只有三十四头丹麦种猪、一头公牛、三头母牛，还有一匹疏于照料的马。农舍是一栋疏于照顾的半木结构建筑，位于一片竖着风车的平坦萧条的土地上，仿佛是丑陋版的荷兰。一块块寒风料峭、阴暗荒凉的牧场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在尽头，你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条细长的蓝色，那是文岛湾。

        她来这里有两个原因：学习和消遣。

        还有两个真正原因。

        隔离和管束。

        他把它叫作消遣，她想。但其实是隔离。被与他人隔离开来，被管束，学会待在某些界限之内。家务和学习，打扫、做饭、学习。

        照顾猪。还有经常去她房间的猪猡。

        对她真正重要的是学业。她在奥尔堡大学选修了一门心理学函授课程，她和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她的指导老师，老师时不时地给她寄来对她的作业不痛不痒的手写评语。

        远方，她想着。被困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场里。远离爸爸，远离其他人。一门函授心理学课程，独自关在拥有高等学历的养猪户拥有的房子里。

        七周前，律师维戈·杜勒从韦姆德把维多利亚接上车，开着他的旧雪铁龙汽车，行驶将近一千公里，穿过被夜色笼罩的瑞典和刚从梦中醒来的丹麦。

        维多利亚透过蒙上了薄雾的窗户看着农场上的空地，那里停着一辆汽车。车停下时，仿佛是放了一个屁，发出一声呻吟，顺从地行了一个屈膝礼。

        维戈看起来让人恶心，但是她知道，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对她的兴趣正逐渐减少。而她也在一天天长大。他想让她剃光下面，但是她拒绝了。

        “去剃猪吧。”她告诉他。

        维多利亚拉上窗帘。她只想睡觉，尽管她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她已经落下了，这并不是因为她缺少动力，而是因为她觉得这门课混乱不堪。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一知半解，没有任何深度思考。

        她不想仓促地学习，而是使劲钻研课文，然后跳出来，深入思考。

        为什么没有人理解这是多么重要？一场考试是无法讲清楚人的精神的。用两百个字来讲精神分裂和妄想症远远不够，肯定不足以让人到处炫耀说你理解了什么东西。

        她躺在床上，想着索乐思。这个女孩让在韦姆德的生活变得尚可忍受了。索乐思被她爸爸当作替代品用了将近六个月，不过现在她已经离开七个星期了。

        楼下的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维多利亚被吓了一跳。很快，她听到厨房里传来了说话声，认识到是维戈和另外一个人。

        还是那个瑞典人？她想。是的，肯定是。

        她小心翼翼地坐起来，下了床，把水杯里的水倒进花盆里，然后把杯子放在地板上，耳朵贴着它。

        “休想！”维戈的声音。尽管已经在丹麦生活了七年，那个瑞典人还听不大懂日德兰半岛方言，所以维戈总是跟他讲瑞典语。

        她讨厌维戈的瑞典语；他的口音听起来很假，他说得很慢，仿佛在跟一个白痴说话。

        “为什么不行？”那个瑞典人有点生气。

        维戈沉默了几秒钟。“风险太大了，你难道不明白吗？”

        “我相信那个俄国人，贝里林德为他打了包票。你到底在担心什么？”

        那个俄国人？贝里林德？她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那个瑞典人继续说。“反正，没有人会想一个脏兮兮的俄罗斯小孩。”

        “小点声。楼上就有个脏兮兮的小孩，可能会听到你说的话。”

        “是的，关于那个……”瑞典人笑了，毫不理会维戈的请求，继续大声说，“奥尔堡的情况怎么样？那个孩子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维戈顿了顿才回答。“这周正在处理最后的一些文件。你别急，你会得到你的小女孩的。”

        维多利亚稀里糊涂的。奥尔堡？那一定是……

        她听到他们在楼下走动，厨房地板上的脚步声，然后是前门的关门声。当她透过窗帘往外看的时候，看到他们正朝着厕所走去。

        她从床头柜里拿出日记本，重新躺到床上，等待着。她躺在那里，在黑暗里，非常清醒，她的背包一如既往收拾好了，放在地板上。

        那个瑞典人在农场一直待到了凌晨。他们在黎明时分离开了，她听到两辆汽车在四点半的时候离开了。

        她下了床，把日记放在外面的口袋里，拉上拉链，然后看了看时间。四点四十五分。他最早十点钟才会回来，到那时，她早就不在了。

        离开房子之前，她打开了客厅里的壁橱。

        里面放着一个十八世纪时的古老的音乐盒，客人来的时候维戈总喜欢向他们炫耀，她决定看看它是否真如他说的那么价值连城。

        她走进斯楚厄时，早上的太阳正火辣辣地照着大地，她设法搭上了前往维堡的顺风车。

        她在维堡搭乘六点半的火车前往哥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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