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雾里行走，追逐着张爱玲的脚步。我的灵魂行走在天上，行走在二十年代的上海。我拨开那迷雾，从云的罅隙俯视那庭院，闻到幽微的花香，听到一个女孩子清泠的读书声。

        这是1928年的上海，小小的张爱玲，那时还叫做张瑛，她拉着她弟弟的手，坐在院子的花树下读书——我愿意它是桃花，因为喜欢胡某人的那句“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至于书么，或许便是罢，那是她反反复复读了一辈子的书，她说过第一次读是八岁。

        她们抱着母亲从英国寄来的玩具，男孩子还戴着那舶来品的草帽，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七岁，在一树桃花下扬起纯真童稚的脸，宛如天使。

        我心动地聆听。

        ——如果上帝在这个时候的天空经过，大概也会驻足倾听。

        她没有她弟弟美，神情也略显呆滞，没有弟弟那种讨巧的乖甜。可是她的声音抑扬顿挫，有着对文字天生的感知力与领悟力，渗透了灵性。

        弟弟张子静多少有些不专心，是在惦记保姆张干为他预备了什么样的晚饭，也是在想妈妈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他已经想不起母亲的模样，甚至想不起“母亲”这个词所代表的具体含义——但总归是一个好词，是一件好事，不然不会一大家子人这样兴头头地回到上海来，接驾一样地等待母亲的归国。

        连下人们都较从前勤快些，因为知道她们的女主人就要回来，小瑛的保姆何干，和子静的保姆张干，早早地就替两姐弟预备下了见面那天穿的衣裳，连被褥也都拿了出来晾着。满院子拉着长杆短杆，晒着金丝银线的绫罗绸缎，发散着太阳的香气，有种蓬勃富足的喜庆劲儿。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会清楚地感觉到太阳的光，是纤细热烈的一条条。

        天津家里的一切都成了过去——挥之不散的鸦片香，父亲和姨奶奶的吵闹，亲戚们关于小公馆的种种议论和鄙夷的眼神……这一切都扔在天津了，隔着一个海洋扔得远远的。他们从天津来上海时，轮船一路经过绿的海黑的海，走了好远好久，把不快乐不光明都丢在了海那边，怎么也追不上来的了。

        从天津到上海，命运在这里转了一个弯儿，似乎是在向好里转，至少一度是这样充满着好转的希望的。

        人总是喜欢新鲜的。有变化总是好的。等到母亲回来，一切还会变得更好。

        弟弟忽闪着他的长睫毛大眼睛，打断姐姐的朗读，不知道第几百次地问：“妈妈长得好看吗？”

        “你又不是没见过。”姐有些不耐烦地看着弟弟，“妈妈走的时候，你也有三岁了，一点都不记得？”

        她可是记得很清楚的。记得母亲上船那天伏在竹床上痛哭时耸动的肩，记得她穿的绿衣绿裙上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她躺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一闪一闪，是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那汪洋的绿色看久了眼睛会盲，想忘也忘不了。

        那一年，她四岁。

        一个早慧的儿童多半是不快乐的。敏感，仿佛总是与伤感孪生。

        母亲给她拍过许多照片，照片里的她大多不笑，圆头圆脑，有着怀疑一切的目光。惟一笑得很灿烂的一张，便被母亲很用心地着了色。

        照片上的她生得面团团的，穿着蓝绿色薄绸的衣裳，有着薄薄的红唇——然而她明明记得，那是一件t字形白绸领的淡蓝色衣裳，印着一蓬蓬的白雾——蓝绿是母亲后来的着色，那是母亲的蓝绿色时期。

        隔了许多许多年之后，她也会清楚地记着，那是一个北国的阴天下午，相当幽暗，母亲把一张小书桌亮搁在装着玻璃窗的狭窄的小洋台上，很用心地替这张照片上色。杂乱的桌面上有黑铁水彩画颜料盒，细瘦的黑铁管毛笔，一杯澄净若无的水——她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是记忆里难得的母爱珍藏。

        母亲是时髦的，也是美丽的，总是不大容易高兴。早晨，何干抱了小瑛到她的四脚大铜床上，她总是显出微微愕然的样子，似乎一时想不起这个小小孩童是从哪里来的，她忍耐地看着那孩子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不知所云地背唐诗，要想好一会儿才可以慢慢醒来——仿佛灵魂悠游在天上，看见自己的肉身在俗世，多少有些不舍得，只得无奈地还了魂——她于是显出一点高兴来，认真地教女儿认字块，背唐诗，认两个字之后，就给她吃两块绿豆糕。

        ——关于母亲的记忆，统统和“绿”有关。

        “你还记得绿豆糕吗？”小瑛循循善诱地提醒，“妈妈每次给我两块绿豆糕，我总是分一块给你。”

        “我要吃绿豆糕。”子静的心思立刻转开去，但是哗一下又改变了主意，“不，我更喜欢松子糖。”

        他说着，嘴角露出甜美的笑容来，仿佛已经吃到了松子糖。

        那是把松子仁舂成粉，再搀入冰糖屑做成的糖。他真是喜欢，仿佛生活的甜蜜全都浓缩在那里，落实在那里。小时候，为着他体弱多病，得扣着吃，人们曾经尝试在松子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在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搽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要想吃到香甜的松子糖，便要同时接受奇苦的黄连汁，这是他自小接受到的关于人生真味的最直接的教育。

        然而这么多年来，他仍是不改初衷。

        “我想吃松子糖。”他再一次声明，很认真地声明。

        “那你去找张干要好了。”小瑛终于不耐烦了，扔下弟弟，自己去阳台上找父亲。

        父亲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眼直视，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在想象未来，也许是在面向死亡——因为打了过度的吗啡针，他已经离死很近了，才只三十二岁，可是竟有了暮气沉沉的况味。

        小瑛站在阳台门口，试探地叫一声：“二叔。”

        因为大伯父没有女儿，她从小在口头上被过继给了大伯，所以一直喊自己的亲生父母做“二叔”、“二婶”。她弟弟很羡慕她可以有这么特殊的称谓，于是她又跟着弟弟喊伯父母“大爷”、“大妈”，并不叫“爸爸”、“妈妈”。这仿佛是一个预言——她的字典里没有“爸爸”“妈妈”，所以注定了一辈子不能体味正常的天伦之爱。

        被喊作“二叔”的张廷重缓缓地回过头，看见女儿，僵滞的脸上显露出一丝欢喜，问：“做什么？你弟弟呢？”

        “他饿了，找张干要吃的去了。”小瑛凑近一些，“二叔在看什么？”

        张廷重摇摇头，却反问：“你想妈妈吗？”

        “不知道。”小瑛老老实实地回答。在她心目中，“妈妈”或者说“二婶”像一个符号多过像一个人，是高贵神秘而又遥不可及的，是每年家人要她拍了照片远寄重洋的接收人，也是逢年过节常常往中国邮寄礼物的投递人——因为父亲娶了姨太太，又抽上鸦片，她借口小姑子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一同去了英国。一去四年。从那时起，人们便在等她回来，把等待当作生命中的第一件大事，来上海后，更是每天从早到晚谈论最多的话题便是“太太要回来了”。她隐隐地欢喜，可是想到那位高贵而辽远的母亲真地要回来，要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又多少有点奇怪而不自在。

        小瑛问父亲：“二婶是不是真的就要回来了？”

        “她回来，也可能还是会走的。”父亲答非所问，又叹了一口气，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妻子叹气。

        是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去求妻子回来的，直到他答应戒烟，又撵走了姨太太，她才终于肯答应。他当然高兴，可是多少也会觉得挫败，而且他对自己以后是不是真的可以戒掉烟瘾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鸦片是好东西，任凭再大的烦恼再多的痛苦，一个烟泡滚几滚，自然百病全消，万虑齐除。家势一代不如一代，世道一时不如一时，景况一年比一年更不如意——若再没了鸦片，还能叫日子吗？

        每个人都有些戒不掉的嗜好吧？人总得有个念心儿，才会觉得活着的好。他的瘾是鸦片，小瑛的是书，子静是松子糖，妻子黄逸梵呢？大概是上学吧。

        说起来逸梵真是旧时代意义上标准的大家闺秀，还从小缠足呢。像张家这样曾经显赫的大家族在民国后也都不讲究那些了，妹妹张茂渊也是一双天足，逸梵却是三寸金莲。但就是这样一个娴静的淑女，竟然一双小脚跨洋越海，跑到英国留学去了，听说和茂渊两个跑到阿尔卑斯山滑雪，还滑得不赖呢——就这样子一天天地飞远，从他的身边飞离了去，从他的家庭飞离了去，他们渐渐活在两个世界里。

        记得当年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还只有十九岁，金童玉女，一对璧人。男的风流潇洒，女的清秀恬美，又都是名门后裔，旗鼓相当，端的惹人艳羡。那时候花前月下，他们都曾庆幸自己得到了传说中的金玉良缘，远远好过他们的祖辈。

        ——张廷重的父亲是前清名将张佩纶，母亲是李鸿章的小女儿李菊耦，他们俩年龄相差了整整十八岁，而且都不算长寿。张茂渊就曾很不孝地非议过自己的姥爷，说：“这老爷爷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六岁的，一辈子都嫌她老。”

        ——黄逸梵的背景没有张廷重那么辉煌阔大，然而也是名门闺秀——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的女儿。她母亲是农家女，嫁与将门之子作妾，平等自由那是谈不到的，而且也是短寿，夫妻两个都只活到二十几岁，孩子由嫡母带大。

        按说这样背景相近、年龄相仿的两个人结为夫妻，那是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事实上，新婚时他们的确也曾快乐，也曾恩爱，也曾甜蜜和美过，然而后来，究竟是怎么走到如今这一步的呢？

        大抵是从他吸鸦片、捧戏子、养姨太太开始的。

        张廷重再叹了一口气，眼睛微微眯起，看得更加深远了。

        这一次，他望见的是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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