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朝四十余年，官至文学殿太学士，死后大清朝廷赐封谥号“李文忠公”。因为曾代表清廷与侵华各国先后签订马关条约、中俄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历史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即使盖棺亦未能定论——然而这都交由历史教科书去出尔反尔罢，我要在这里讨论的只是血统。

        血统是一种神秘的东西，说它有，什么也看不见；说它没有，它却是的的确确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管里，随着新生命的来与去而周转不息。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提到祖父母的时候，曾写道：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可以爱自己的祖先，并以他们为豪是一种幸运。

        很多人巴不得清洗自己的历史，很多人发了财便要请枪手替自己杜撰经历，很多人因为“我们祖上也曾富过”而一生郁郁，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而蹉跎终生……祖先，是我们固有的历史，是我们的来处，是今昔何夕我为何人的一种论述，它使我在这世上不孤立，不虚无，而有根有据，如影随形。

        当“我”走在这世上，我不是破空而来突然而去的，我的身后站着历朝历代的祖先，他们躺在我的血管里借我的眼睛来看世界，借我的脚步行走，借我的头脑思考，借我的生命再活一次，再死一回。

        即使不是每一颗西瓜种子播下去都一定能结出最大最甜美的西瓜，但是豆角种子播下去却一定结不出西瓜来——这便是血统。

        张爱玲的血统无疑是高贵的。她在成名之后，曾一度犹豫过是否要借此出身来为自己的新书做宣传，并且因此“劣迹”而一再被人攻击虚荣——然而她为什么不可以虚荣？她是贵族的女儿，并不是神的女儿，她有她的人性。而人性的根本就是虚荣。这大概便是张爱玲即使因为声明贵族血统很吃了一点苦头，并为此沉默多年，然而在死前的最后著作《对照记》里却再一次大胆地讲出自己的出身，并大声宣布“我爱他们”的缘故。

        好吧，让我们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再沏一壶茉莉香片，尖着嘴轻轻吹开那浮沫，在茶烟缭绕中，开始聊聊这一段关于血统的闲话罢——

        传说中的张佩纶仪容潇洒，能言善辩，颇有名士之风。直隶丰润人，出身于士大夫之家，中举人，点进士，从翰林院的庶吉士进至侍读，后升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清末“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常与一些文人学士们抨击时弊，纠弹官吏，往往一疏上闻，四方传诵。闲时狎妓纵酒，风月无边，尤其喜着竹布长衫，风流倜傥，招摇过市，一时引得京都士大夫争相效仿，几至竹布长衫畅销京都之势。

        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被派福建会办海防，曾眼见福建海防空虚而向南洋和北洋呼吁船只，但未获理睬。七月三日，法舰突然发动袭击，进犯中国南部沿海，中国军舰连同生产这些军舰的福州船政局顷刻间烟消云散，张佩纶上中岐山观战，亲眼目睹了炮弹横飞、水幕冲天的悲壮场面，自知罪无可绾，心灰意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尾战事”。

        事后，张佩纶被革职充军，流放边塞张家口。其间作《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光绪十四年（1888年）期满释归，因与李鸿章是世交，遂得收留为幕僚，协办文书，掌理重要文件，并因此认识李鸿章之女李菊耦。那年张佩纶已经41岁，两年前刚死了原配，又是个刚释放的囚犯；而李菊耦只有23岁，且素有才名，嫁与张佩纶做续弦是委屈了——这家的女孩子总是与层次比自己低的男人结缘，也是宿命。

        里形容李菊耦“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编贝”；“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威毅伯（即李鸿章）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说李鸿章的夫人赵继莲为了他要把这个才貌双全、德能兼备的女儿许给一个相差19岁的“囚犯”做继室，不禁大怒，骂李鸿章是“老糊涂虫”，又哭又闹，却到底拗不过。

        结婚后，张佩纶自誓闭户读书，对李鸿章的政治、外交各方面“断不置喙”，只与娇妻每日诗酒唱随，烹茶作赋。李鸿章为了爱女，在南京大中桥襄府巷给他们买了一所巨宅，是康熙年间一个征藩有功的靖逆侯张勇的旧宅，深府大院，花木竞秀，颇为幽静。张佩纶与李菊耦便是在那里生下了一子一女，子即张廷重，女即张茂渊。

        在张佩纶所著《涧中日记》里，时有“午后与内人论诗良久”、“雨中与菊耦闲谈，日思塞上急雹枯坐时不禁心怃然”、“合肥晏客以家酿与余、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之类风花雪月的句子，伉俪情深，跃然纸上。即使妻子“小有不适”，亦可谓小病是福，两人“煮药，煮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很有点赵明诚与李清照的意味。

        他们甚至还合作过一部武侠小说叫《紫绡记》，书中侠女紫绡是个文武双全的大家闺秀，文中常常只称作“小姐”而不提名字——他们的进步使得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走出深宅大院的奇女子，然而他们的保守却又使得一支笔缄默地不肯轻言千金闺秀的芳名——大家族的不彻底由此可见一斑，即使是在最荒诞的想象和杜撰里也仍旧是“非礼勿言”的。

        《对照记》里有张佩纶与李菊耦的照片，我未能看得出张佩纶有多么“风流倜傥”，却着实惊艳于李菊耦的娴静恬美，人们一直形容张爱玲是“临水照花人”，然而李菊耦神情中的那一种静默温婉才真正称得上“临水照花”。且她也的确是个惜花人，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便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家里没有婢女，因为反对贩买人口，这也足可见出二人的进步；藤萝花开的时候，她会让佣人将花搀在面糊里做饼，有种清甜淡远的花香；张佩纶笔记中曾记载她饮茶之道：“蓄荷叶上露珠一瓮，以洞庭湖雨前沦之，叶香茗色汤法露英四美具矣”，像不像里煮雪烹茶的妙玉？

        然而一个女人的心若不静，便招外祸；心太静了，却又不容易尽享俗世的福份。张佩纶1903年逝于南京，享年55岁。那时幼子张廷重只有七岁，女儿张茂渊才两岁。李菊耦不足四十便早早地守了寡，“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滋味，许是只有自己晓得。

        她一直坚持不买丫头，只雇佣三十五岁以上的老妈子。除了为尊重人权外，也是担心年轻丫头跟男佣人打情骂俏，玷辱门声。她相信只有过了三十五岁才可以心如止水，安于清寂。

        安静与孤清，不知道是不是同高贵与叛逆一样，也是流淌在血液里，祖先留传给张爱玲的一份不可拒收的礼物？

        张廷重未能继承他父亲的仕途经济，却把他那种名士风流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渐渐走到了歧路上——不论时日是怎么样的拮据也好，他管自捧戏子、吸大烟、逛赌城、玩汽车，直至瞒着家人在外面养了姨奶奶……

        然而也许他也有他的苦衷。父亲去逝的时候，他才只有七岁，妹妹张茂渊两岁。李菊耦把所有期望都放在这个儿子的身上，母兼父职，教子甚严。就如李纨课子一样，严守着诗书传家的理统，望子成龙，亲自督促儿子背书，背不出就打，就罚跪。她对儿女的管教非常严，也算得上文明，曾对佣人何干说：“我最恨两樁事：一个是吃鸦片，一个是裹小脚。”然而，她管得住自己生前不给女儿张茂渊裹小脚，却管不了自己死后儿子张廷重吃了半生鸦片烟。

        张廷重空学了一肚子的诗书八股，长大后却全派不上用场。中国是早在1905年便废除了科举制度的，李鸿章与张佩纶的时代早就成了历史，四书五经换不来钟鸣鼎食，就只好在茶余饭后消消食罢了。张爱玲在《对照记》中回忆道：

        “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做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辛酸，因为毫无用处。

        他吃完饭马上站起来踱步，老女佣称为‘走趟子’，家传的助消化的好习惯，李鸿章在军中也都照做不误的。他一面大踱一面朗诵，回房也仍旧继续‘走趟子’，像笼中兽，永远沿着铁槛儿圈子巡行，背书背得川流不息，不舍昼夜——抽大烟的人睡得很晚。”

        张廷重多的就是这些“毫无用处”的学问，这怎能不教他惆怅迷惘。他在滔滔不绝地背诵着那些古文奏章的时候，仿佛重现了他的少年时代，重现了母亲慈爱而严肃的教诲，重现了曾经做过多年的科举取士的美梦。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来不及了，一切都成了泡影。而救他的，安慰他的，惟有鸦片罢了。

        张廷重是在母亲去世三年后结的婚，娶的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黄宗炎的女儿黄素琼（后来改名黄逸梵）。

        素琼是美的，身段窈窕，体态轻盈，高鼻深目，专注凝视时总有一种脉脉的幽情，薄嘴唇，有一点像外国人，头发不大黑，肤色也不白，然而周身有一种罗曼谛克的气质，佻脱灵动。脾气也是像外国人，虽然缠着一双小脚，却推崇西式教育。还拜了师父学油画，跟徐悲鸿、蒋碧薇这些个社会名流都很熟识的。

        这样的女子，是无法想象她会安静地坐在一个满清遗少家里做少奶奶的。然而他丈夫的家里就只有这些：姨太太，戏子，吗啡，赌具，裹小脚的老妈子，终日不散的鸦片烟，还有无事闲坐打秋风的烟客……这些都是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道具。她一天比一天更无法忍受丈夫的浪荡与颓唐，也一天比一天更向往国外的自由与文明。

        张廷重也并不拒绝那“文明”，然而他的取舍却与妻子有不同的选择，他喜欢吃国外进口的芦荀罐头，各种新式的汽车，也看翻译小说，比如萧伯纳的《心碎的屋》，他还给自己取了个时髦的洋名字叫“提摩太·C·张”，可是他的精神生活却又完全是清贵遗风——他尽得了他父亲的风流，却未能拥有父亲的才情，更没有父亲的温柔。他与妻子的争吵日益升级，终至不可调和。

        在女儿小瑛四岁那年，更名黄逸梵的黄素琼终于借口陪小姑子张茂渊出洋留学而远走高飞了。

        一飞，便是四年。

        张爱玲小的时候，原也赶得上看见了一点点浮华世家的遗风流韵，但多是些颓废的事物——锈迹斑斓的古董，华而不实的银器家什，几代流传的整套漆木家具，红木嵌大理石的太师椅，水印木刻的信笺，线装的绝版书籍，当然，还有终日烟雾不散的烟榻与烟灯。

        总是在半明不昧的午后，她站在她父亲的烟榻下，嗫嚅地小声地提出她的要求。而父亲，也多半是半醉不醒地，带搭不理地回着她的话。使她感觉，进到父亲的烟间一刻，好似游了一回太虚幻境，再出来时，恍如隔世。

        亲戚里有位被称为“三大爷”的老人，曾经中过举的。小瑛每次去，总见他永恒地坐在藤躺椅上，就像长在那里似的，瓜皮小帽，一层层的衣裳，翻出的旧锦缎内衣领子跟胡须是一色的黄白，并且永远重复同一个问题：“认了多少字啦？”再就是：“背个诗我听。”“再背个。”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

        还有，初回上海时，赶上伯父六十大庆，有四大名旦的盛大堂会，十分风光……

        这一些，都是伤感的，却也是富贵的，带着没落家族特有的沉香。

        后来，那大家族的缩影一再地出现在张爱玲的笔下，、、《花凋》、、《创世纪》……到处都可以寻到那黯绿斑斓的痕迹。

        自然，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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