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是从静安寺路爱丁顿公寓离开上海去香港的，一九四二年夏天从香港回到上海，也仍是住的爱丁顿公寓，只不过从五楼迁到了六楼，这真是给静安寺这个原本已经藏龙卧虎之地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顾名思义，静安寺路得名自然是由于那座相传建于三国时代的佛教古寺，据说三国时孙权曾在这里打了一口井，可以通海，凑近井口可以听见“扑扑”的涌水声，所以人们把这一带称作“涌泉路”；外国人叫作“Bubbling ell”，意思是“会吹泡的井”，音译作“白令威尔路”；一八五四年上海英商跑马总会在泥城河建了一个跑马场，修了一条从跑马场通静安寺的马道，便将这条路取名“跑马厅路”，又因它是通往静安寺的马道，又名“静安寺路”。

        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这里更成为上海一个繁华的商业和文化中心，1933年，仙乐斯舞宫建成开业，号称“远东第一影院”的大光明戏院经重建落成；1934年，国际饭店开业；1935年，培罗蒙西服公司开业；1938年，是金门饭店，此外还有鸿翔时装公司、夏令配克影院、平安大戏院、大理石大厦、中国照相馆、凯司令、以及曾经举办过蒋宋盛大婚礼的大华饭店……使这里与东面的南京路连成一道“十里洋场”。其中最富盛名的自然还要属“百乐门”舞厅和哈同花园。

        然而这些还不足够，使静安寺路增彩添色的还因为这里住过许多名人——“创造社”元老郁达夫住在数百米远的赫德路嘉禾里，写《楚霸王自杀》的郭沫若常常出没于紧邻的民后南里，“文学研究会”发起人郑振铎长期栖身静安寺庙弄，拐角愚园新村七五○弄原为康有为家产，“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仿照印度诗人泰格尔的榻榻米房间，也在距此不远的福煦路四明村……有着这么样辉煌的历史这么些闪亮的名字，又怎能怪后世的书痴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寻芳探佚而来呢？

        而这些地名与住宅，被询问得最多的，又要属张爱玲住过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与赫德路（今常德路）口的爱丁顿公寓了。这座公寓英文名字叫作Edingburgh house，通常音译作爱丁顿或者爱丁堡，如今则叫常德公寓。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我在上海，约了一位朋友在静安寺附近铜仁路北京西路口一家茶馆见面，据说是由上世纪二十年代号称远东第一豪宅的“绿房子”改建而成，是建筑大师贝聿铭的故居，也是目前上海保留最完整的古老建筑。

        正赶上下雨，一路急行，十分局促仓皇。途中经过一座米黄色小楼，我看到门牌，惊讶地叫起来：这不是常德公寓吗？心怦怦跳，忍不住跳进门洞去，有个胖胖的阿姨在守电梯，看到我湿淋淋的怪样子，瞠目以对，我狼狈地笑：没事，随便看看。随即又跳了出来，不过已经看清那架著名的电梯，还有那排著名的信箱。

        于是又去寻找记忆里的起士林咖啡馆，是张爱玲以前常去的地方。我一家一家地辨认着公寓对面街上那排咖啡馆的招牌，在几乎绝望的时候，街拐角处，终于看到“ALAYS COFFEE”，曾经在书上看过，有“张迷”考证这就是当年的起士林。我有些激动，恨不得在雨里歌啸。

        两天后回到西安，飞机着陆的一刹那，再想上海，已是远在天边，那些当时觉得尴尬或者狼狈的情节此时忽然有了一种温柔的意味，并让自己感动起来：天呀，我竟然无意中走进了多年来心心念念、魂牵梦萦的张爱玲故居，并在那条记忆中无比熟悉可是生平从未踏过的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在雨中，多么像我自己的一部小说里面的情节，而这一切，竟不是我刻意安排或计划的。这是怎样的契机与冥冥中的感动。

        不禁有一点后悔——应该再鼓足些勇气，说不定那司梯会送我上楼的，说不定那室主人会延我进屋的，说不定我可以穿堂过室，细细玩味那浴室，那客厅，还有那张爱玲笔下一再提及的阳台。从阳台上望出去，整个旧上海都在眼前了吧？

        那以后便喜欢留意别的“张迷”们探访爱丁顿的历险记，看看他们是比我勇敢还是更胆怯，幸运还是更冤枉。真是有很多同好的：

        ——1987年，《张爱玲在美国》的作者司马新专门拜访张爱玲旧居，“新房客很客气，容许我们内进参观，并准许在阳台上拍照。”他的勇气和运气都要比我好得多。

        ——写《张爱玲的上海舞台》的李岩炜曾一处处地考据张爱玲住过经过的地方，到了常德公寓七楼60室门前，直接按铃，出来“一位上了年纪的清秀老太太，手里捂着个热水袋。我说明来意，她略微犹豫了片刻，还是让我进去了。”运气也是真好。她描写门里的情形：“门厅是狭长的一条，但是也有一定的宽度，因为四面都是门，光线也不显得暗淡，就像一个开放式的通道，西洋派的彬彬有礼又无遮掩忌讳，随时准备待客的风度……门厅的左边，是两间带浴室的卧室，这是当年张爱玲与她的姑姑各自的卧室。现在仍做卧室……在阳台上，扶着栏杆望出去，是周围林立的高楼大厦挡住了天际，可是在当年，从这里可以望见大半条静安寺路的繁华和远处的天际云影……”

        ——写《上海的风花雪月》的陈丹燕也是曾经登堂入室的，“我站在她曾经用过的浴室里，看着那里的老浴缸，看到那上面的老热水龙头h字样，还有四周墙上贴着的瓷砖，那里龟裂着细小的裂纹……那些被深藏在墙壁里面的老管子们，已经有五十年没有流出过一滴热水了，可一直到现在，还不时发出‘嗡……赫赫赫’的响声，震动了整个楼房。张爱玲说它是一种空洞而凄怆的声音……有一个老太太在阳台上陪着我，她在张爱玲的时代是个年轻的医生，也爱看《流言》。”电梯工人、一个纹了两条蓝细蛾眉的女人还得意地告诉她：“老是有人来问张爱玲什么的，他们都找错了，那些台湾人什么的，还在错了的地方看，拍照片，像真的一样。我都没有告诉他们。”

        ——然而台湾女作家萧锦绵却在离开上海的最后两个小时，终于找到了念念不忘的“张爱玲阳台”：“此刻，从这方阳台望出去，右前方的哈同花园，只剩下一点点边。隔着马路的正对面，古旧厚实的围墙内，是‘公安局’。隔壁的起士林咖啡店，目前是一个卫生防疫处。”她见到的显然与我的眼见不一样。

        ——1990年张爱玲考据专家陈子善先生也终于登上这著名的阳台，“极目远眺，尽管四周尚未高厦林立，却突然发现对面不远刚刚落成的，三十七层上海商城的雄姿，已使眼前的天地缩小了整整一大截，毕竟今非昔比了。”

        ——1994年11月的一天，台北《中国作家身影》摄制组在爱丁堡公寓拍摄年轻的张爱玲身影，一位来自上影厂的女演员穿着40年代的“张爱玲式”服装，孤傲中带着忧郁，惊鸿一瞥，是短促的还魂。

        ——为了写作《张爱玲地图》而煞费苦心的淳子女士说自己想找张爱玲阳台，“又怕打搅了别人，站在楼梯的转弯处，正惶恐犹豫，电梯工人来了，我看着他面善，便说明了来意。正好没有客人，他就领了我去大街上，把张爱玲的阳台指给我看。”这个运气，也就和我差不多。

        ——听说还有更差的，有位报社编辑为了赶稿专门包了出租车带她一处处寻访张爱玲旧居，可是又说不清地址，从前的现在的地名缠夹不清，最后竟从常德公寓门前经过而不知这里就是当年的爱丁顿公寓……也许不能怪她无缘，只是功利性太强，心切而不诚，所以才会入宝山而空手回吧？

        ——李黎在《浮花飞絮》里说，他起先去长江公寓（张爱玲离开中国前住过的另一公寓，原名卡尔登公寓）的时候曾在张爱玲旧居门前摔过一跤，便自嘲地想：是祖师奶奶不喜欢被打扰，故意小施惩罚吧？再去爱丁顿公寓的时候就有些犯怯，“到时日已西斜，这儿的门禁比长江公寓森严得多，大门深锁，访客非按铃根本不得入……我站在门外路边照相，两名年轻女子走过，听到其中一个低声咕哝：‘……张爱玲的。’好似见怪不怪了。”

        ——李黎便是这样地错过了，然而她的表弟却不放弃，仍然一路追考，竟然被他找到了张爱玲在爱丁顿公寓的户籍：常德路一九五号内六○号十区十三保十四甲贰九户；户主是姑姑张茂渊，祖籍河北丰润，教育程度“大学”，业别“商”，服务处所“新沙逊洋行”，家庭状况“未婚”；侄女张爱玲的业别却是“其他”——可见“作家”那时还不算是一项职业，当然也是“未婚”——表格大约填写于1945年抗战结束，上海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建立规范户籍。

        ……

        我回到西安后，将上海之行写了一篇文章发在自己主编的杂志《爱人时尚》上，原本想把样刊寄给住在常德公寓60室的主人，请求他允许我下次去上海的时候或可登门拜访，如此方不冒昧。然而后来想了想，已经有那么多双眼睛帮我看过，那么多支笔详尽地描写备述，而房主人终究已经不是张爱玲，又何必按图索骥、刻舟求剑呢？

        从常德公寓往西走不多远就是静安寺，进门一回头，“静安古寺”背后一句“为甚到此”，石破天惊，仿佛是替张爱玲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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