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灵魂日日夜夜地追着张爱玲的影子飞，看到她穿着一件鹅黄缎半臂旗袍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前犹豫。门里透出馥郁的花香，还有一个老人的吟哦声，那是“画蝴蝶于罗裙，认鸳鸯于坠瓦”的鸳蝴派“五虎将”之一（其余四位是张恨水、包天笑、徐枕亚、李涵秋）周瘦鹃老先生的家。

        门开了，有只蝴蝶从里面率先飞出来，仿佛招呼，然后才是一个小姑娘稚气的脸，她问：“你找谁？”

        “是周先生的家么？”张爱玲微微颔首行礼，“我叫张爱玲，冒昧来访，请您把这个给他过目。”是她母亲的故交岳渊老人的推荐信，如今权作敲门砖。

        稍顷，她被延入客厅——那是一九四三年的春天，她与周瘦鹃第一次见面。

        案头宣德炉中烧着的一枝紫罗兰香青烟袅袅，旁边是一只古香古色的青瓷盆，盆里是浅浅的清水，水面上漂着各色花朵，随季节不同——春天是玉兰，或者牡丹，或者杜鹃，夏天是整朵整朵的美人蕉，秋天是甜香诱人的桂花，冬天是腊梅香飘满室——都是花儿凋谢或者随风飘落到地上再被捡起的。

        周瘦鹃是种花人，更是惜花人，从不在枝头采摘盛开的花朵。他常常轻轻地抚摸或是叩击着那瓷盆的边沿低吟浅唱，推敲一首新赋的诗词的韵脚和节奏。因此他写的诗，大多有花香，还有水盆的清音。

        这天他正望着那紫罗兰香和水盆沉思，小女儿瑛匆匆跑上来，递过一个大信封来，说是有位小姐来访。信是黄园老人岳渊写来的，介绍一位作家张爱玲女士给他认识，希望同他谈谈小说的事。

        他于是下楼来，那客座中的小姐听到楼梯响，立即长身玉立，站起来鞠躬，如同一个诚惶诚恐的女学生。在年近半百的周老面前，她的确也就是一个小学生——打小儿便读他的文字长大的。

        周老答了礼，招呼她坐下，指着给她开门的女孩介绍：“你们见过了——这是我小女儿，叫瑛。”

        爱玲惊奇地瞪大眼睛，说：“我从前的小名也叫瑛。爱玲是我母亲领我入学报名时随手填的名字。”她也好奇地打量着这位闻名已久的前辈作家，瘦长的个子，清瘦的脸，清瘦的长袍，像一杆竹。她害羞地告诉他，“我母亲是您的读者，还给您写过一封信呢。说请您不要再写下去了，太令人伤感。”

        “噢？”老人不置可否地笑了，这样稚气而感性的来信，于他是读得太多了，已经不记得。便是这样登门拜访的习作者，也实在是太多了，他见她，不过是给黄园老人面子，不得不敷衍一下，因问：“你从前写过些什么？”

        “给《泰晤士报》写过些剧评影评，也给《二十世纪》杂志写过一些文章；中文的作品，就只从前给《西风》写过一篇《天才梦》；最近才又重新开始中文写作，写了两个中篇小说，是讲香港的故事，想请教老师。”说着，将一个纸包打开来，将两本稿簿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奉上。

        周老接了，随手打开，先看了标题《第一炉香——沉香屑》，先就觉得别致，赞道：“有味。”笑着说，“不如把稿本先留在我这里，容细细拜读。”

        这一次见面，他们谈了一个多钟头，方始作别，也算得上深谈了。

        虽是初见，然而老人已经清楚地感觉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天才。她身上自然流露出来的那种清贵之气，她举止言谈里的华美细致，都让他觉得一种莫名的兴奋与喜悦，仿佛面对一枝花，又仿佛我佛拈花一笑。

        这天吃过晚饭，他照旧指挥着自己的几个女儿排着队把案台上、茶几上、架子上的盆景、盆花一个个搬到花园里去——这是周家姐妹每晚必做的功课，为的是让它们“吃露水”。

        然后，他便迫不及待地坐在书桌前挑灯夜读，将两炉香一气看完，一壁看，便一壁击节称赞。

        “草坪的一角，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些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糅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

        周瘦鹃不禁被这“奇幻的境界”给迷住了。他写了那么多关于花卉的文章，还从没这样描写过杜鹃花呢。这样奇美诡谲的文字，既有的典籍蕴藏，又有英国作家毛姆的风趣诙谐，这哪里是一炉香，简直是满世界香气四溢。这些日子来，他一直在筹画着重出，这两炉香烧得太是时候了，简直是神兵天降，是比轰炸更为震撼的两个重磅炮弹。

        读完小说，已是黎明，周瘦鹃毫无倦意，独自来到花园做伸展，那些昨晚还拳起的花蕾，在一夜的露水滋润后已经争奇斗艳地开放出来；那悬崖式的老树桩，也抽出新枝，暴出一两片鲜嫩的芽叶。他兴奋地拿起花铲和竹剪，依次地给那些盆景盆花修枝、理花、翻盆，并情不自禁对着一株杜鹃看了许久。

        杜鹃花又名映山红，此外又有红踯躅、谢豹花、山石榴等名，都霸气有力，只是日本称之为皋月，不知所本。日本人取杜鹃花种，将花粉交配，异种很多，著名的有王冠、天女舞、四海波、寒牡丹、残月、晓山等等。他从前曾搜罗过几十种，可惜在战争中东奔西避，疏于培养，竟先后枯死了，引为生平憾事。尤其战前重价购得的一本盆栽杜鹃，苍古不凡，似愈百年，枯干粗如人臂，下部一根斜出，衬以苔石，活像一头老猿蹲在那里，花作深红色，鲜艳异常。他十分喜爱，还特地为它写了首绝句来赞美。却也因避乱而失于调养，竟被蚁害毁了花根，以致枯死。年来到处物色，无奈“佳人难再得”！虽然一再自我劝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命且不保，何况于花？然而始终不能释怀。

        今夜看了张爱玲笔下的杜鹃花，却仿佛重见那株百年杜鹃——张爱玲的文采，是真正的奇花异草，廊苑仙葩，是绛珠仙草下凡！也是送给的一份厚礼，是锦上添花，更是雪中送炭。

        他简直要等不得地马上再见到张爱玲，当面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可是直等了一个星期，她才再次登门——大概是以为他要抽时间看完她的小说，怎么也要至少等一个星期之后吧——当他告诉她复活的消息，并说决定把这两炉香在上发表时，她十分高兴，再次说：“我母亲，还有我姑姑，从前都是您的读者，一直都有看，还有《半月》、《紫兰花片》。当时母亲刚从法国学画回国，为您的小说流了不少眼泪呢。”

        听她再次谈起母亲，周瘦鹃也只有礼貌地问：“令堂……也在上海么？”

        “她前些年去了新加坡，先还通信，可是从前年十二月八号太平洋战争后就再没消息了，前不久听见人说，好像是去了印度，也不知真假。”

        张爱玲的脸上又流露出那种惯常的忧戚彷徨之色，她的生命中，永远围绕着这样茫茫的威胁，无论阳光照在哪里，伞下的阴影总之一路跟着她，躲也躲不开。

        然而复刊以及周先生愿意发表自己的小说这件事，怎样说来也是生活中的一缕阳光吧，至少也是窗外的阳光，便走不进去，也是看到了那一片太阳金。

        这天回到家里，张爱玲眉飞色舞地向姑姑说起谒见周先生的过程，言语间难禁得意之色。

        张茂渊也笑了：“被人夸两句，便这么高兴？”想一想又说，“周先生是名人呢，肯这样对你，也的确难得，该好好谢谢人家的——请他来家喝顿茶可好？我也借你的光，见见我从前的偶像——真是看了他不少文章呢。”

        “请他来家里？”爱玲一愣，“不知道人家答应不答应？”

        “答不答应，问问不就知道了。礼多人不怪，就是不答应，也是我们一片心意，至少人家知道你心里是感激的。”

        “也是。”爱玲心动起来。

        她想起八岁时，妈妈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很喜欢看小报，看鸳鸯蝴蝶派的旧小说。那时《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黄逸梵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她也靠在门框上笑。还有父亲，也是喜欢章回小说的……

        姑姑的话仿佛把尘封的记忆搅动了起来，搅得满天烟雾，温馨而陈旧的烟雾。

        她的心柔柔地酸酸地牵动。

        说做便做，当晚便又匆匆跑去周家，郑重其事地邀请周老师及师母“光临寒舍”——“想请老师参加我们举办的一个小小茶会。”

        见她这般热情稚气，周先生倒笑起来，一口应承说：“好呀，不过不是今天，等创刊号出版，我拿样版去瞧你，就不算空手上门了——省得办礼。”

        果然隔了不久，周瘦鹃便拿着的样本亲自登门了——夫人因为家中有事，未能同来。

        说是“茶会”，其实只有他一位客人，主人倒有两个，就是张茂渊和张爱玲姑侄俩。茶是牛酪红茶，点心是甜咸俱备的西点，精美洁致，连同茶杯与点碟也都是十分精美的，可见主人的用心与重视。

        胡兰成曾说张爱玲喜欢用大玻璃杯喝红茶，我总觉得煞风景。因为我自己是喜欢讲究茶具的，功夫茶自然是全套茶船茶道闻香品茗各有其杯，红茶是用海格雷骨瓷，绿茶才会用玻璃杯，或者盖碗亦可。

        所以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相信周瘦鹃的回忆。牛酪红茶，当然是用西式茶杯茶碟，可以想象雪白瓷碗里，血红茶汁上浮着白而轻的奶酪，一点点化开，如云雾缭绕，那是一种心境。

        周瘦鹃且清楚地记得，张爱玲的客厅亦是洁而精的，壁上挂着照片，爱玲指着其中一张镶在椭圆雕花金边镜框里的照片说：“这就是我母亲。”孺慕之情溢于言表。

        因为她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母亲，周瘦鹃也不禁认真地将照片看了又看，那是一位丰容盛髻的太太，虽然烫了头，但还是民初的前留海，蓬松地一直搭到眉毛上，五官清秀，轮廓分明，有点像外国人。他看得出，面前这位天才少女对母亲的爱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并且深受影响。

        他们谈文学，也谈园艺，张爱玲拿出《二十世纪》上自己写的那篇《中国的生活与服装》请老师指教，羞涩地说：“插图是我自己画的。”

        周瘦鹃不禁惊讶，赞道：“原来你的英文这样好，美术也好，画笔很生动。”

        爱玲嘻嘻地笑了，完全是个得了老师夸奖的好学生。

        ——毕竟只是二十三岁的女孩子。

        我一直认为，二十三岁，是一个女孩子最好的时光，是一朵花开在盛时，喝饱了水与阳光，刚刚脱去局促与羞缩，而又未来得及沾染半分尘埃与雾气，开得兴兴头头，香得清纯正大，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她的。一旦过了二十五岁，那花开得再好，也有些衰败的意味了，从此便是一路的下坡，再奋起直追，也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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