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年轻，飞扬，才思如涌，盛名如花，虽然早已深谙世事沉浮，人情沧桑，却还不谙爱情的苦。怀抱着无数关于爱与理想的美梦，期待地走过生命的每一个转角，小心地打开各式镶金嵌玉的潘朵拉匣子，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看到什么——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轮到黛玉抽签，心里暗暗祈祷：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留给我？是“只恐夜深花睡去”，还是“开到荼蘼花事了”？是“竹篱茅舍自甘心”，还是“日边红杏倚云栽”？

        她那样毫无准备地红了起来，一红冲天，不可收拾，便如同她笔下的杜鹃花，“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从墙里烧到墙外，烧红了孤岛的天空。

        上海文坛的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两年被称为“张爱玲年”，《第一炉香》连载未完，她的才情已经引起了整个上海滩的注意；《第二炉香》的发表，更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接着是，是，是、《琉璃瓦》、、，都是这样的奇思构想，异香扑面；《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必也正名乎》，又都是这样地清新醒目，鞭辟入理，不能不叫人一则以喜，一则一惊：这横空出世的女子太像一个传奇了！

        而这期间，她也阴差阳错地先后认识了许多个堪称“传奇”的人物——周瘦鹃自然是第一位；柯灵是第二个。

        柯灵原名高季琳，是鲁迅的同乡，浙江绍兴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跟随老师来上海办报，在南阳桥杀牛公司附近租了间旧式弄堂房子的前楼，在报摊上订了《申报》和《新闻报》做资料，联系了一家印刷厂，一个报贩的小头目，就此开张，办了份《时事周刊》，只出了五六期就太太平平地寿终正寝，连一点泡沫也不曾泛起，然而柯灵却就此走入了办报人的行列。

        初见张爱玲那年，他刚接手著名报人陈蝶衣成为《万象》杂志的主编。自看到上张爱玲的《第一炉香》，他便一直惦记着怎么能约到这位海上文坛新起之秀的文章，想过要托罗兰庵主人周瘦鹃介绍认识，却又觉得冒昧。不想天随人愿，那一天，张爱玲竟主动登门了。

        正是七月流火的天气，蝉在树枝叶杈间疾声嘶鸣，暴躁地坏脾气地一声接着一声，震得人耳朵发木。张爱玲穿着一袭色泽淡雅的丝质碎花旗袍从天而降，像一缕清凉的风，吹开那暑气，将一卷手稿及亲绘的插图交给他手中——

        “出版《万象》的中央书店，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不至扰乱东家的安静。旧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柯灵《遥寄张爱玲》）

        所谓“一见如故”，无疑是形容柯先生这番感慨的最恰当不过的一个词了。

        彼时的柯灵刚刚三十四岁，风流才子正当年，见了张爱玲这样清新尊贵的奇女子，有没有一点仰慕之心，不得而知——若是全然没有，也好像不大合乎人情的。且也不好解释他为什么那般厌恶胡兰成为人，却又把他所写的和《山河岁月》也都孜孜地找来读了——要知道，从前那在国内可是“禁书”，想要找来读，可是要大费一番周章的。他后来在《遥寄张爱玲》中说：“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同时也是鲁迅、巴金、钱钟书的热心读者，且和傅雷更是数十年的挚交，他可没有在悼念文章中这样地写过他们。

        张爱玲先后在《万象》上发表了小说、《琉璃瓦》、（未完成），散文《到底是上海人》，都是由柯灵经手。

        1943年底，她编了一出戏《走！走到楼上去！》，也是先拿给柯灵看，请他提意见。柯灵觉得结构太散漫了，末一幕完全不能用。她十分感激，一次一次地改；

        后来，《万象》老板平襟亚想要出版张爱玲的小说集，她又是向柯灵询问意见；

        “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彝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雨避风。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周振甫、顾均正诸位，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的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郑振铎固然是好意，然而对于当时的张爱玲来说，一则没有能力“举家西迁”，二则尚不够资格“韬光养晦”，不过是个文坛新秀，若非“趁热打铁”，真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才能“河清海晏”？何况，若不是张爱玲的锋芒毕露，“红遍上海”，又何来文学界前辈“欣喜地发现”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从来都是见仁见智的。

        事实上，河清海晏之后，张爱玲惟一能做的便是离开，但不知道算不算“史流他邦，文归海外”。

        但是张爱玲毕竟是领了柯灵的好意。后来为了“腰斩”与“一千元灰钿”的事，她与《万象》闹得很不愉快，然而同柯灵的友谊却保持了下来；

        一九四四年秋，张爱玲将改编为舞台剧本，柯灵提供了不少意见，并将她引荐给大中剧团的主持人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巨头之一）。在餐馆里见面。张爱玲穿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或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如此奇光异彩，连见多识广的周剑云在她面前也不禁显得拘谨。

        柯灵写，“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而给他自己的印象呢，想必是更加深刻吧？所以事隔三十年后还记得。无论他承认与否，他后来的写作风格受到张爱玲的影响甚深，且不说他在《遥寄张爱玲》一文开头便是“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然后长篇大论地引了关于月亮的文字；便是他写自己的回忆录，《文字生涯第一步》，一开篇也是“生活很像连环套，常常一环一环地互相牵引着”。“连环套”一词显见由张爱玲而来，那件“腰斩”的往事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上演后，张爱玲为了答谢柯灵，送了他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柯灵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柯灵夫人陈国蓉回忆：“这块衣料的颜色呢，是个宝蓝的，真是的，又不是藏青，也不是深蓝，是个宝蓝的，鲜艳得不得了。他做了个皮袍子穿在身上，可滑稽了，但是他因为是张爱玲送给他的，穿着也很高兴。”

        柯灵穿着这鲜艳的皮袍子到处走，导演桑弧看见了，用上海话取笑说：“赤刮剌新的末。”

        桑弧是张爱玲所识上海奇人中又一个重要角色——“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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