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上海左联盟员，后来在延安参加过文艺整风的欧阳山，早在1942年就有意要创作一部“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历史小说，初取名为《革命与反革命》，1957年正式动笔，改名为《一代风流》。1959年出版第一部《三家巷》，10主要表现“一个叫周炳的打铁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半生经历”11. 在50年代出版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中，这部作品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表现方法和风格情调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它以2 0年代的广州为背景，将个人的成长道路、家族的兴衰沉浮竿历史的风云变幻融为一体，通过与广州直接有关的省港大罢工（包括这期间发生的“沙基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广州起义等重大事件，表现了2 0年代的工人运动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以及第一次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的全过程，描绘出中国革命初期既轰轰烈烈又错综复杂的时代画卷。

        《三家巷》的叙事是从模式发展而来，书中每个人物都是某种阶级的典型。但是作家表现历史的独特的切入点和表现方法相当引人注目，他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这一系列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和鲜明特色的运动和斗争，而是通过人物的心理历程来反映革命运动，以展示社会生活风俗来表现时代政治风云，别出新裁地塑造了一个远离斗争漩涡、并不具备革命者成长要素的“典型环境”--三家巷，作为当时广州社会甚至2 0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作家精心编织出一个以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社会关系为主的人物关系网，通过周、陈、何三家以及他们的各种社会关系，表现革命运动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并通过革命运动的深化使各种阶级力量发生分化，虽然这部小说的基本构思仍然符合“阶级斗争”的时代共名，但其间的多元复杂关系，尤其是对不同阶级出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元复杂关系的描写，打破了一般现代历史小说把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简单化庸俗化的思维定式。

        在三家巷的三家人中，周家是世代打铁的手工业劳动者，陈家是由小商人发展起来的买办资本家，而何家则是靠大荒年办赈济暴发的官僚地主，他们分别代表了广州这类大都市主要的社会阶层。但作家没有机械地用阶级观点来处理三户人家的关系，他从富有中国特色的家族－社会关系写起，放手建构作品主要人物之间的“五重亲”关系：在表亲、姻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换贴兄弟、邻居、同学三重关系。第八章《盟誓》、第九章《换帖》写陈文雄等五个中学毕业生，满怀青春激情，在三家巷结盟宣誓，发誓要“永远互相提携，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洋溢着年轻人的单纯、自信、理想主义，写得非常感人，同时也通过他们个人的不同信仰之争，暗示了日后的分裂。这种关系写出了人的阶级性不是先验的，只有在社会实践中，特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环境才会逐渐显现出人的阶级本质。作家是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的，对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与分化尤其注重，陈文雄与四个姐妹原来都是接受过“五四”新文化熏陶的进步青年，他们主张自由恋爱，人人平等，同情社会主义，但在严峻的阶级斗争中却一个个暴露了软弱动摇的性格。应该指出作家这样的构思仍然体现了时代共名的影响，对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以及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实际斗争中向革命转化的可能性缺乏实事求是的理解与尊重。但作家毕竟细腻地描写了这一分化的过程，给读者提供了艺术想象的余地。

        周炳这位历史长卷中的主人公，在五六十年代文学人物长廊里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艺术形象，作家把他定性为：打铁出身的知识分子。打铁出身，不仅指他出身于世代打铁的家庭里，身上流着早期工人阶级的血液，而且他自己也打过铁，与一批城市手工业劳动者结成真诚的友谊，这就决定了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中将逐渐磨练成坚强战士的阶级基础。但同时他又是个知识分子，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但从小在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哥哥姐姐的温柔爱护下，几乎是本能地接受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这也注定了他在参加严酷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必将接受严峻、甚至痛苦的考验。作家既不把他当作英雄人物来塑造，也就没有一般作家难以甩掉的思想包袱，能够比较放手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敢于直言不讳地暴露人物的憨直、软弱、幼稚、温情等性格弱点和不切实际、富于幻想等性格弱点，使人物形象始终具有着独特的个性和鲜活的特征。作家笔下的周炳，是一个“长得很俊的傻孩子”，这又俊又傻的特点，构成了个“现代的贾宝玉”式的独特个性的周炳。他既对革命胜利充满浪漫主义幻想，但又经受不了革命失败的打击，虽然作家通过他一次次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写出了他的成长和转变，却没有急于完成这个转变过程。尤其是他在国民党“清党”以后躲避乡下时一再写信给恋人陈文婷，以至暴露了地址，连累大哥周金被害。广州起义时，他已经成长为勇敢的起义战士，但其思想觉悟却仍然停留在“为区桃报仇”的革命狂热性的水平上，这体现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复杂性，同时，也符合多卷本长篇小说的创作需要。

        与周炳性格构成直接有关的是两个女性：区桃和陈文婷。在作品众多的女性形象中，作家对区桃的用心最深，对陈文婷的着墨最多。在区桃身上，寄托着作家对中国女性的审美理想，既美仑美奂、多才多艺，又性格温柔、纯洁善良，既甘于贫寒，又勇于革命。作家用心良苦地塑造出这样一个精致的南国美女，希望通过她香消玉殒的悲剧，来激发周炳的斗志。只是作者在这里用心太深，反倒暴露出过于明显的人工痕迹。但小说的前半部通过周炳与区桃的相恋过程里，写孩子们在七月七乞巧、除夕卖懒、人日选故后、学校演剧等等一系列的南国民俗，成为小说最迷人的篇章。作家对陈文婷的描写则放松得多，她的幼稚、热情和任性，她的“娇”、“骄”二气，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作品中写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而在处理周炳与陈文婷这两个人物的的关系时，作者仿佛受到中保尔。柯察金与冬尼娅的故事的影响，较多地强调了阶级的分化逻辑，使陈文婷的性格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展开，这是很可惜的。但就第一部而言，由于作家对陈文婷性格中的轻狂一面有较好的铺垫，因此她的颓废和转变还是基本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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