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的发展，预示着新的就业机会的出现，同时也是人们的就业状况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计算机、软件和网络的发展意味着传统生产过程中劳动力需求的减少。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就曾经引起过人们的担忧，人们担心生产线的日益机械化会使很多工人被淘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受到影响的已经不只是工厂的生产车间。例如，过去金融服务领域需要几百万从业人员来完成各项工作，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自动取款机的应用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自动取款机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出现在了各个角落，其中包括一些看似最不可能的地方。除了银行之外，在便利店、电影院、机场和购物中心等地，我们也都能看到自动取款机。很多消费者都为此感到高兴，但是，自动取款机的使用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就业机会的减少，很多银行出纳员的工作都被自动取款机取代了。

        所以，在赞美市场、互联网和技术繁荣的良性循环时，不要忽视了大众文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一个悄然涌动的层面。在美国，一些地区的高中生组织起了自己的投资俱乐部，而另外一些地区还有很多高中生的父母失业后尚未找到收入与保障水平相当的新工作。很多人觉得自己被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遗漏了，但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媒体，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出于这个原因，1999年11月，当世界各国官员云集西雅图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这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警示性的信号此前并非没有出现过。1997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贸易谈判就曾经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但是，美国人觉得那是在距离自己很遥远的世界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在意。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有人强烈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亿万富翁罗斯·佩罗也打着这个旗号参加了1992年的总统竞选。在反对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言论中，佩罗作出了一番著名的预测。他认为，随着该协定的签署，很多工作机会将从美国转移到墨西哥，因为就业机会总是会不可避免地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佩罗警告说，大量就业机会将会从美国南移到墨西哥，在这种担忧和他投入竞选的数百万美元的作用下，他在大选中惊人地获得了19%的选票。

        但是，当佩罗于1996年第二次参加竞选的时候，他的得票率下降到8%左右。人们普遍认为，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的经济繁荣打消了人们先前对于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贸易自由化和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的担忧。克林顿政府坚信，与世界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及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增加是稳定的全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克林顿政府的官员也一直致力于这一体系的创建。他们同时也意识到，公众并不关心这些问题，随着“冷战”的日益远去，美国人越来越不关心世界整体形势，也越来越不愿意为此而投入时间、精力或资源。

        这使美国政府有了一种紧迫感。考虑到在1996年大选期间美国人对国际事务缺乏关心（其中也包括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在克林顿总统的连任期内，克林顿政府认为，需要提醒美国人认识到保持参与全球经济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美国政府在一份政策文件中说，国会“有很多人质疑‘后冷战时代’美国保持强大的领导力和全球参与的必要”。这种想法是必须抵制的。1996年12月，一份写给即将上任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的备忘录中说：“自从殖民地时代以来，美国的繁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依赖对全球经济的有效参与和领导。”这份备忘录还明确指出，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必要性，也是美国要继续关注全球经济体系塑造的原因之一。

        西雅图谈判本来应该能推动这一议程进展。但是，数千名愤怒示威者封锁道路、纵火并制造混乱，他们的抗议活动打乱了计划。其中一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破坏会谈。但其他人则有着更为明确的不满——他们反对自由贸易，反对认为全球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加强符合未来世界最大利益的“华盛顿共识”，反对“新经济”下的不平等、没有兑现的承诺和无法实现的梦想。

        “人比利润重要！”这是涌向西雅图大街小巷的男男女女呼喊的口号之一。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及降低关税和贸易壁垒。这一根本观念来源于经济学的一则经典信条，即比较优势法则。从理论上讲，如果没有进出口限制等人为成本的约束，某种产品或服务将来自那些能够以最低成本提供最高质量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和国家。尽管从短期来看，由于一些企业无法适应全球竞争，打破贸易壁垒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从长远来看，打破贸易壁垒有益于更大的繁荣，从这种繁荣中受益的不仅仅是企业和企业的所有者，还有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最具生产力的企业将主导市场，而对市场的主导将使这些企业获得更大的利润，并且随着成本的降低，这些企业还可以降低其商品价格。终端消费者将会从价格更为低廉的产品和服务中受益。

        但是，西雅图的示威者看到的不是他们作为消费者能够从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好处，而是企业作为生产者能够从中获得的利润。当时，“全球化”一词已经被广泛应用，但是和现在一样，“全球化”的概念还很模糊和混乱。对于那些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人来说，全球化是一个自我强化的体系，它能够将福祉带给越来越多的人。而对于那些绝望地看待全球化的人来说，就像佩罗提出的警告一样，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和“新经济”繁荣下风险资本家和计算机行业亿万富翁的诞生，一切错误都是由全球化造成的。曾经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asepigz）是全球化的尖锐批评者，他指出，西雅图示威者的视角与美国政府的视角是截然相反的，这不禁让人感到疑惑，他们所谈论的到底是不是一回事。他们一方看到的是所有人财富的增加，另一方看到的却是生活水平的下降和不安全感的增强；一方在为联系更加紧密的世界而欢呼，另一方看到的却是国内文化受到的威胁和社会联系纽带遭到的破坏。

        对于好几百万美国人来说，“新经济”就像是一家糖果店，他们只能站在外面，把脸凑到玻璃窗上，他们能够看到并且渴望品尝到店里的美味，但是却无能为力。电视画面上的“中产阶层”生活实际上只有富人才能享受；杂志宣传说一个新的时代将到来，可是出现在报道中的那些物件和玩具只有少数人能买得起；经济不断发展、商业周期终结、股指上升到新高，这些都是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到的空洞前景。西雅图发生的一切无情地提示着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的现实：这是一个“新经济”的时代，同时也不是“新经济”的时代。这个时代有赢家，他们主导着人们的话题；这个时代也有输家，他们被人们遗忘和忽视。赢家和输家的看法都是对的，同时也都是不对的。

        “新经济”的热情支持者对这个世界有着“乌托邦”式的幻想，认为技术、网络和市场将会造就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总是夸夸其谈，但真正做的却很少。对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人比奥地利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熊彼特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看得更敏锐了。他把资本主义体系称为无尽的“有创造力的破坏”的进程，看到了资本主义表象下的破坏性现实。然而，“新经济”的支持者强调的是其“有创造力”的一面，而不愿意去承认其“破坏”的一面对现实世界造成的伤害，最终在辩论中获胜的似乎还是他们。发生在西雅图的混乱并没有伤害到世界贸易组织本身，此后，世界贸易组织继续扩大，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经济数字显示，经济在发展，生产力在提高。那些对“新经济”提出挑战的声音显得微弱了。

        2000年，股价开始急剧下跌，“新经济”也开始萎缩。在一年的时间里，“新经济时代”宣告终结，迅速化为了泡沫，化为了一场骗局和一幅海市蜃楼的幻景。从2000年底到2001年，在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经济发展大幅放缓。很快，“新经济”就破灭了。

        上述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故事情节听起来是比较熟悉的，但是，熟悉并不意味着它就完全正确。在支持者还在鼓吹“新经济”，而全球化的反对者还在提出质问的时候，这个故事还掩盖了其他情节。尽管很多人都认为企业和财富精英在“新经济”中获得了与其比例不相称的收益，但对此，这些企业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除非你的企业是一家新技术企业，否则你就会觉得失去了方向，不知所措。如果你是一家传统零售业或工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硅谷企业家的想法和话语会让你感到手足无措，你多半也会对“新经济”产生怀疑，但是，在“新经济企业”的股票价格猛涨，而你的企业的股票却表现平平的时候，你是很难提出自己的疑问的。

        像美国在线、亚马逊和雅虎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才诞生的企业，其市场资本总额却突然就超过了卡特彼勒公司这样的传统大企业。对于很多传统企业的领导者来说，世界颠倒了。他们在按照做生意应有的方式做生意，但是却像驾驶着动力性能优越的汽车行驶在慢车道上。“新经济企业”的崛起令传统企业感到震惊。这些传统企业总是被形容为“恐龙”，被形容为“困在固定厂房里的笨重的白痴”，将会缓慢而没有尊严地死去。很多人预测，这些传统企业将会被灵活的网络新贵取代，新的网络企业正在创建一个虚拟的工业和商业世界。传统经济专家们不愿意干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在不知如何才能扭转似乎无可避免的局面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坐下来，进行灵魂深处的思考。

        思考的结果是一项新的战略，要寻找可能的经济增长点，而不是固守现有的增长点。这意味着不仅要关注新技术，还要寻找新市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搜索着，不断问着自己哪些市场还没有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哪里的消费者还有消费需求……答案有很多，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

        很少有企业拥有连贯清晰的战略。大杂烩比缜密的战略蓝图更有代表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企业管理者并不自满。在技术革命开始之前，企业就一直在积极寻找新的市场。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和欧洲的企业跟随着西方强国的脚步，在拉丁美洲和印度建立了分支机构。20世纪，美国人对到自己国境线以南的国家和地区做生意尤为积极，其中包括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智利、秘鲁和阿根廷。欧洲企业在美国获得了成功，大西洋两岸的商业联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繁荣到来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从电报和飞机的发明，到航运技术的创新，早期的技术繁荣也加强了这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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