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是民国政坛上著名的不倒翁。他于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1933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1938年，升任行政院长。一直官运亨通，步步青云。但是，以1939年11月改任行政院副院长为转机，开始走下坡路。至1945年，遂轰然倒下。
孔祥熙的倒台，当然是他自己及其家族多行不义以及失宠于美国人的结果，但是，也和傅斯年等人的一再抨击、反对有关。其具体经过，过去由于资料较少，不得其详。今据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傅斯年档案，作一探索。
傅斯年的讨孔，涉及对贪污、腐败现象的治理问题，总结有关历史经验，当不无意义。
1938年，傅斯年首次上书蒋介石，抨击孔祥熙
傅斯年档案中，有一通致蒋介石的函件，未署年月，但据王世杰日记，知为1938年2月末或3月初之作，距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不过两个月 。在现存傅斯年攻孔各函中，时间最早。
函件一开头就指出，抗战以来，全国将士、官民“正在为民族生存作空前之奋斗”，“国步艰难”，但是，外交、行政却未能发挥效能。傅斯年分析其原因，认为关键是“负责之人另是一格”，“作来一切若不相似”。
傅斯年此函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陈述孔祥熙1937年出使英国，祝贺英皇加冕时的情况，历举英国外相艾登、财政专家李滋罗斯等人对孔祥熙的批评，以及孔本人“举止傲慢，言语无礼”的事例，说明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不利于争取英美的财政援助。次述孔祥熙听任小儿子指挥财政部大员，小女儿管理机要电报，以致物议蜂起的情况，说明“似此公私不分，未有近代国家可以如此立国者”。
傅函的第二部分批评当时的外交部长王宠惠，说他“绝不努力，绝不用心”，“毫无精神，鲜谈正事”。但是，傅斯年批评王宠惠，还是为了批评孔祥熙。傅斯年认为，王宠惠之所以表现如此，乃在于孔祥熙“指挥自决”，过于专权，使外长等于秘书、跟班。函件说：
孔氏无权不揽，无事不自负，再积以时日，恐各部皆成备位之官，不只外交失其作用而已。
函末，傅斯年保证：“其中绝无虚语，皆有人证、物证，斯年负其一切之责任。”
傅斯年上书之后，孔祥熙曾于4月25日上书蒋介石，要求辞职，但为蒋介石慰留 。
傅斯年联名上书，多方面说明孔祥熙不能担任行政院长
第一次上书无效，傅斯年不肯罢休，酝酿再次上书。不过，这一次不是个人行动，而是与人联署了。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大会在武汉召开。会前，傅斯年即以参政员资格积极活动，制造舆论 。孔祥熙听到风声，因此在参政会报告时特别卖力，企图讨好参政员 。但是，傅斯年等仍于7月12日致函蒋介石，从才能、信望、用人、友邦观感等各个方面论证，孔祥熙不足以担任行政院长一职，共五条：
第一条陈述，就中国官场应付技巧言，孔祥熙可称超群的上等人才，然而，对建设近代国家、主持大政的良规大义，却毫无所知 。
第二条陈述，孔祥熙纵容夫人、儿子聚敛金钱，奢侈、豪华，“实为国人所痛恶”。
第三条陈述，孔祥熙用人唯亲，凡山西同乡及旧时同僚，都优为安插。
第四条陈述，孔祥熙国际舆论不佳，难以得到援助。
第五条陈述，孔祥熙以孔子后裔自负，而“持身治家”，每多“失检”。
函件最后，傅斯年等要求蒋介石为抗战前途计，“审察事实，当机立断”，免去孔祥熙的职务，以慰四海之望。
蒋介石事前就知道傅斯年在酝酿联名上书，很不高兴。书上，自然没有结果 。
第三次上书，52人联名，向孔祥熙发动猛烈进攻
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
会前4天，在国民参政会谈话会上，傅斯年等发表激烈的抨击孔祥熙的谈话，得到许多人同情，于是，决定再次联名上书蒋介石，继续讨孔。会议推7人起草。同月27日谈话会定稿。函件要求严格考核掌握国家要政的大员们的功过与声名，分别晋升或罢退。函件特别严厉地批评了抗战以来的外交和财政，认为所有“迟缓、疏忽、懈怠，以及人事纠纷”等等问题及其损失，都在于有关官员的不称职。函件最后画龙点睛地将责任归结到孔祥熙身上：
即如行政院长之大任，在平时已略如外国之首相，在此时尤关于战事之前途。若其人一切措施不副内外之望，则国家之力量，因以减少者多矣！
说孔祥熙“一切措施不副内外之望”，言辞之激烈，否定之彻底，可以说无以复加了。
时值抗战艰难时期，傅斯年等考虑到蒋介石的心理，在函中特别说明，为避免滋生“误会”，故“密陈左右”，不在参政会上讨论，也未向外人泄漏。函稿宣读完毕，众人纷纷签名。
30日，孔祥熙出席参政会作财政报告，受到严重质询。会后举行茶会，孔祥熙故作姿态，“专说笑话”，众人更加不满 。当日签名者迅速增加，计胡景伊、张君劢、左舜生、傅斯年、褚辅成、张澜、罗文干、钱端升、罗隆基、梁漱溟、梅光迪、张申府、王造时、马君武、许德珩、梁实秋等52人。
10月31日，傅斯年等将函件密封后，送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转呈蒋介石，但几天后就被退回。当时，蒋介石因主持军务，不在重庆，傅斯年等便托马君武持函返桂，转赴湖南衡山面呈，同时又抄了一份副本，通过有关渠道送呈蒋介石。
胡适不赞成倒孔，但傅斯年的上述文章，仍被胡适称为“打孔家店妙文” 。
参政会上多次开炮，孔祥熙失去行政院长职务，改任副院长，成为人人可得溺之的“溺尿桶”
参政会是具有代议性质的民意机关，参政员有权对政府各级官员提出质询。现存傅斯年档案中，保存有好几件在参政会时的质询稿，可见傅斯年对于孔祥熙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其中，傅斯年抨击尤烈的是财政人员的风纪。如，财政部次长徐堪夫人使用外交护照，携带行李数十件经过美国旧金山时，因发现若干过于贵重的物件，和海关发生争执。傅斯年据此提出：“查高级官员之妻，似不当用外交或官员护照；又此时捆载赴美，未知与节约运动有无不合？”
又如，财政部所属盐务总署总办朱廷祺崇拜“老祖”，每日请坛扶乩，且在署中提倡。傅斯年据此提出：“未知孔部长是否注意及此？”
再如，当时财政部在香港等地有不少冗员，虚靡国帑，傅斯年提出：“未知是否皆有任务？”
同年，因物价暴涨，通货贬值，傅斯年再次提出《慎选行政院长、财政部长案》，要求蒋介石撤去孔祥熙的职务。提案指出：近两三月之间，财政部每次公布一项办法，必然继之以法币的暴跌，提案尖锐地提出：
民怨沸腾，群伦失望。似此情形，未知何以策将来？何以定人心？何以固抗战之根本？
提案要求蒋介石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仔细考虑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的人选，“务求官得良才，政致清明” 。
蒋介石终于不能不考虑傅斯年等人的意见，但因时值桂南战役开始，日军图谋进攻广西南宁，蒋介石不愿意政局变动过大。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第七次全会，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威信大损。关于此，傅斯年次年致胡适函曾说：“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去年几几干掉了，因南宁一役而停顿耳，故维持之者实倭寇耳！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耳！” 往日声势煊赫的孔祥熙竟成了人人得而溺之的“溺尿桶”，真是威风扫地了！
傅斯年继续抨击，孔祥熙失去财政部长职务
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后，仍然兼任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因此，傅斯年照旧攻孔不止。
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致函胡适，说明不能不攻孔的理由：1.孔之为私损公，毫无忌惮。2.孔之行为，惰人心，损介公（指蒋介石——笔者）之誉，给抗战力量一个大打击。3.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4.孔一向主张投降，比汪（精卫）在汉、渝时尤甚。5.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会出何岔子。6.为爱惜介公，不容不反对他。傅称：“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
1941年春，傅斯年因病住院，后在重庆歌乐山休养。当时，孔祥熙曾问人说：“听说傅斯年病的要不行了！”为了证明自己未死，傅斯年抱病出席参政会。同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重庆国民政府派飞机去营救社会名流和学者，但许崇智、陈济棠等要人均未接到，却接到了孔祥熙“一大家”，以及累累箱笼，还有几只狗。消息于次年1月爆出，昆明学生组织倒孔运动委员会，数千人大游行，高喊“打倒孔祥熙”。傅斯年得知，极为兴奋，致函胡适说：“‘人心之所同然者，义也。’这次不能说是三千里远养病之病夫鼓动的罢！” 同函并指责财政管理者：“泄泄沓沓，毫无觉悟”，自前年冬，到去年夏，不到一年，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业务减了甚多，而人员加了三倍！
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战时物资管制，计划设立物资统监本部，有任用孔祥熙出任该部长官的可能。6月5日，傅斯年致函蒋介石称：就经济局势言，此事如同孤注一掷，不得不求其必成，但如人事不变，其结果很可能仅是“孔副院长更加一官” 。函上，该部终于没有成立。
同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开幕。第二天，财政部次长俞鸿钧代表孔祥熙作财政报告。傅斯年带头开炮，要求“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 。他提出四大问题：
一是孔祥熙及其家族经营商业问题。他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官之失德，窃贿彰也’，所以应自上层起。”他一一列举孔氏家族所设祥记公司、广茂新商号、裕华银行等企业后指出：所有孔氏之各项营业，已成立联合办事处，设于林森路裕华银行三楼，并以其家人为总经理。他要求调查：1.祥记公司、广茂新商号等等机构是否合法？2.这些公司借款囤积操纵之事。3.彻查并公布裕华与国家银行历年往来账目。4.政府要员私用其地位经营商业之影响。
二是中央银行问题。傅斯年称：“中央银行是一谜”，“山西同乡多”；梁子美、郭景昆，是孔祥熙的“义子”；“私人用款，予取予求”。
三是美金储蓄券舞弊问题。傅斯年称：市场忽有忽无，但中央信托局局员、中央银行属员却可以提前买到；孔家某氏竟“自分五万”！
四是黄金买卖问题。傅斯年称：“裕华（银行）在今春发了大财。”
傅斯年的这些责问，尖锐激烈，以致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参政员傅斯年等责问孔部长极厉，并涉及许多私人问题（私人经商，以及滥用公款等问题）” 。
同年11月，孔祥熙免兼财政部长，由俞鸿钧接任，但是，他的行政院副院长一职则仍然未变。22日，傅斯年致函蒋介石称：“昨读报纸，知政府局部改组”，“闻此消息，如闻打一大胜仗，两夜为之不眠，友朋中有为之泣涕者”。但是，傅斯年也指出：“以目下最低之需要论，似尚有一著，留而未下。若下，则此次改革之效至为彰明；不下，恐此次改革之分量减少甚多矣。” 傅斯年明确表示，此著，就是孔祥熙还当着副院长。函中，他竭力说明，当时整理财政的急务是：整理税收、惩治贪污、增加效能、更易首长、清理大事件，孔祥熙副院长一职不变，俞鸿钧有职无权，将无法工作。
1944年末，傅斯年致函蒋介石，于外交、内政多所建议，在内政部分，傅斯年再次提出高级官员经营商业，利用政治力量为自己谋利等严重问题，认为其危害远过于直接性的贪污。他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失官箴”。函件说：
欲矫下层之弊，仍必先澄上层之源。上层之弊，未可直言其贪污，然失官箴之处，则甚矣！以影响论，直接性之贪污，为害固远不逮间接性之失官箴。
傅斯年举例说：孔氏家族开办的“祥记公司”的招牌已高挂重庆林森路多年。又如中国农民银行挂牌出售黄金，一般人买不到，而孔氏家族经营的裕华银行却得以大量购进，高价售出，“此一波折，国家失去不少黄金，裕华得数万万元之净益”。傅斯年由此不点名地批评孔祥熙包庇下属，竭力掩护。他说：“往事不待论，今财政部正有若干重大地方机关舞弊事件，一本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原则处理之。”
函中，傅斯年要求“裁并一切骈枝机关”，特别强烈要求“彻底禁止官吏及其家属兼营商业”。函末，傅斯年提出：人事改革为事业改革之本，要求蒋介石抓紧时机，“以人事之改革一新中外之耳目，而以事务之彻革随之”。
这回，傅斯年等人的意见起作用了。1945年5月，蒋介石决定另觅行政院副院长人选。5月31日，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根据蒋介石提议，选举宋子文、翁文灏为行政院正副院长。
穷打猛追，揭发贪污大案
孔祥熙丢掉行政院副院长一职，犹如冰山崩塌。1945年7月，傅斯年出席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进一步提出国库局贪污案，导致孔祥熙最后失势。
1943年，财政部将“1942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发行，总额美金1亿元，折合国币20亿元。1943年10月15日，财政部函知国库局停售该项债票，所有未售出的债票约5000万元，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但国库局局长吕咸及熊国清等人却在孔祥熙的支持下，利用职权，以低价套购，谋取暴利。据估计，贪污数达国币二十六亿四千七百余万元 。1944年春，国库局的几个青年人多次向重庆国民政府某机关密告，某机关虽然派人调查，但却查而不办。在此情况下，几个年轻人便向参政员求助。
在参政会上，傅斯年就此案作了口头质询，另一参政员陈赓雅即以准备好的一份提案相示，其中数目、证据俱在，要求大会讨论，送请政府严办。傅斯年遂立即签名，领衔提出。
傅斯年此次提案共有21人联署，题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案称：“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啧烦言，政府并无人查问。”“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傅斯年等提出：1.彻查。由政府派定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参政会公推代表（必为参政员）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积年账目与事项，有涉及犯罪嫌疑者，分别轻重，一律移送法院或文官惩戒委员会。同时，此项彻查人员，得接受人民呈诉。2.改组。傅斯年等提出，使中央银行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取消中央信托局，将其业务移交战时生产局。在取消以前，仍须彻查有关账目。两机构的历年主持者，应对其主持下产生的“众多触犯刑章之事”负责，一齐罢免；有牵涉刑事者，应一并送交法院 。傅斯年等人的提案经参政会审查，作了局部修改后通过。在会上，傅斯年慷慨激昂地声称：“似此吕咸、熊国清之辈，如不尽法惩治，国法安在！” 发言最后，傅斯年表示：这番话不仅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愿亲到法庭对簿。傅斯年的这番话使全场振奋，掌声雷动。
尽管傅斯年等人的提案受到欢迎，但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世杰却以“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为理由，要求陈、傅等人自动撤销此案，另行设法处理。陈布雷也出面表示：“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末，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 在此情况下，傅斯年等被迫同意不向大会正式提出此案。7月17日，傅斯年会见揭发此案的两位青年，拿到了全部证据。傅勉励揭发者说：“诸君爱国热诚，极可佩。我虽前已同意不在大会提，但此事总当使其发生效力。”
重庆国民政府虽然想竭力捂盖子，但是，也有人竭力想把案子捅开。重庆地方法院向中央银行函询此事，最高法院也准备立案侦办，要傅斯年提供证据和材料。7月25日，重庆国民政府免去孔祥熙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行联合办事处两项职务。30日，行政院改组。这一切使傅斯年高兴之至。
8月1日，傅斯年致函夫人俞大彩：“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他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对夫人说：“这一件官司（国库局），我不能作为密告，只能在参政会办。此事我大有斟酌，人证物证齐全：你千万不要担心。把老孔闹掉，我至为满意。” 次日，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郑烈致函傅斯年，要傅提供帮助，信中说：“满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地？此事如得公助，巨憝就擒，国法获伸，为公为私，当泥首雷门以谢也。” 8月8日，国库局的几位职员致函傅斯年称，据闻，“委座已与先生说情，国库局贪污案已了，不知可确否？”函件希望傅斯年“继续努力，为民众宣达任命，务使此案在法院中水落石出”。 当日，傅斯年向参政会提交了一份说明书，同时录呈国库局几位青年的密告信。他表示，所有各节，均经详核，确信其为真，待法院办理此案时，当偕同几位青年出庭做证。
傅斯年等人的提案经参政会通过后，其经历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密送国民政府核办”；国民政府转发行政院；行政院“密交财政部核办”。1946年2月，财政部报告称：“各行局人员如发现，或据报有贪污渎职等情事，本部均经派员严查，分别惩办；如有触犯刑章并移送法院办理。”至于傅斯年提案中的派员彻查要求，则称“似无必要”。几句官话，将盖子严严实实地捂起来 。后来据说有关人员退还了赃款，但其内情就无法得知，也无从查证了。
民主和法治是治理腐败的必要条件。孔祥熙的倒台，国库局贪污案的曝光，和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这一特定的民主形式的存在有关；但是，当时参政会的民主权利是极为有限的，司法又不能独立，蒋介石控制着包括党权、政权、军权在内的各种最高权力，为了护卫豪门利益，自然不可能按傅斯年等人的要求彻查。
主张没收孔祥熙家产
孔祥熙虽然倒台了，继起的宋子文也没有好多少。看来看去，傅斯年逐渐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绝望起来。
1947年3月23日，胡适致函傅斯年，认为蒋介石有“决心改革政府之诚意”。28日，傅斯年复函胡适，对此表示怀疑，函云：“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然蒋公在全会骂人仍言孔宋不贪污也。孔宋是不能办的，CC是不能不靠的，军人是不能上轨道的。” 一个腐败的政权自然不可能彻底反腐败。应该承认，傅斯年此时的头脑要比胡适清醒，不过，他仍然和蒋介石站在一条船上，不愿意也不曾想到要走开。这是傅斯年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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