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很少有人相信，胡适曾经“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然而这是有胡适自己的日记为证的：

        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是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略如下图（见书影）。

        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是“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

        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一、有计划的政治。二、文官考试法的实行。三、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四、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

        胡适这里不仅表示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而且设想了党纲，准备组党为之奋斗。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这页日记的呢？

        1926年7月，胡适赴英国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他采纳李大钊的建议，取道苏联。7月29日到达莫斯科，30日参观革命博物馆，胡适很受感动。31日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梅里姆（Merriam），哈珀斯（ator的音译——笔者）向来是不肯放弃已得之权力的，故其下的政体总是趋向愚民政策。苏俄虽是狄克推多，但他们却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胡适同意梅里姆的看法，认为他的“判断甚公允”。当天下午，胡适拜访正在苏联的于右任，于不在，碰见著名的共产党人蔡和森，二人分别已久，竟至于彼此不认得了，“纵谈甚快”。其后，刘伯坚、王人达、马文彦等陆续到达，于右任也回来了。胡、蔡继续辩论，从三点直辩到九点，后来，莫斯科中山大学负责人拉狄克来访，才把二人的舌战打断。

        当晚，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张慰慈，报告他的访苏印象：

        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不难看出，三天在莫斯科的访问极大地震动了胡适，他简直有点儿崇拜苏联了。

        8月2日，胡适离开苏联。在车上，他和一位苏联人谈话，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位苏联人对胡适说：

        帝国主义的国家暗地利用军阀，阻挠改革运动，在波斯、土耳其皆有明证，若不先作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则内政的革新必无希望。

        这位苏联人又说：

        你不必对于我们的Dictators（紧急权力法——笔者）即是一证。他们也是一种Dictatorship，只是不肯老实承认。苏俄却是言行一致，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这一段“赤化”宣传，胡适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居然在日记中写道：“此言却甚有理。我看苏俄之《刑事律》及《苏俄指南》，皆十分老实，毫无假装的面孔。”

        8月3日，火车到达德国柏林。胡适回想在莫斯科与蔡和森的辩论，因而写下了本文一开头引述的那页日记。它是研究胡适思想的重要资料。遗憾的是，最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影印了收集到的全部胡适日记手稿，但是却遗漏了包含上引日记在内的《欧游日记》第一册，不知是什么原因。

        人易受环境的影响，胡适只在莫斯科访问了三天，就“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认为20世纪是无产阶级“争自由”的时代，如果时间更长一点呢？不知道他的自由主义观点会不会和“狄克推多”发生冲突？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劝胡适在俄国多考察一些时候，然而胡适因为要赶赴英国开会，未能久留。

        8月3日之后，胡适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又给张慰慈写了一封信，中云：

        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

        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

        胡适表示，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些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做一较长期的考察。

        胡适不仅将他的访苏印象告诉了张慰慈，而且也告诉了他的另一位好朋友徐志摩。8月27日函云：

        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ose（目的的严肃性——笔者），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1890—1917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

        胡适没有想到，他的这些信寄回国之后，却挑起了一场小小的争论。

        9月11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摘要发表了胡适的信，同时加了长篇按语，徐志摩表示：俄国革命所表现的伟大精神与理想，如同太阳是光亮的事实一样，除非是盲人，谁都不能否认。但，徐志摩又表示，胡适的信也有“未敢苟同”之处。其一是所谓“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的提法，徐志摩认为“这是可惊的美国式的乐观态度”，其二是对苏俄的“新教育”的看法，徐志摩认为苏俄“拿马克思与列宁来代替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代替《圣经》，拿阶级战争唯物史观一类观念来替代信条”，和“知识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是矛盾的。徐志摩并说：“即使苏俄这次大试验、大牺牲的结果是适之先生所期望的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我们还得跟在懒惰的中庸的英国人背后问一声：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

        继徐志摩之后，菊农等也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认为“狄克推多与民治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最新的教育不等于最好的教育，等等。

        10月4日，胡适在巴黎手酸眼倦地写了一封长信给徐志摩，回答他的质难。胡适承认：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还赶不上资本主义，但他说：“我们不能单靠我们的成见就武断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不能有伟大的生产力。”对于有无“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问题，胡适说：“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它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胡适不同意把“自由主义”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他再次表示：“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次扩充的。十七、八世纪，只是贵族争得自由，二十世纪，应该是全民族争得自由的时期”，“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

        自由，当然是个好字眼。无产阶级要争得本阶级的自由，也要争得民族的自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还应该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但是，胡适不懂得，自由主义却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和蔡和森之所以辩论了五六个小时，大概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相持不下。

        有一次，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几乎动摇了。10月17日，他去看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罗素对胡适说，苏俄的Dictatorsatorship的法子。胡适表示：“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罗素答道：“那只好要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当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言也有道理，未可认为全不忠恕。”

        《晨报副刊》之外，天津《国闻周报》也有人发表文章，批评胡适的信：“几乎没有一句是通的，所发表的意见几乎没有一句是对的。”对于这样的批评，胡适只在日记中写下了“浅薄之至”四个字，不屑作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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