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嫉妒，生气。”圣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影射我和他朋友没完没了的窃窃私语。“您认为他比我更聪明？您对他比对我更喜欢？您就这样心中只有他了吗？（那些特别喜欢女人、惯于在女人中周旋的男人，往往会开一些在别人看来有失大雅而不敢开的玩笑。）”

        当话题由个别转入一般时，大家总避开德雷福斯案件，以免惹起圣卢的不快。可是，一个星期后，他的两个同事挑起了话头，说他生活在这样一个军人环境中，竟会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几乎成了反军国主义者，实在令人费解。“这是因为环境的影响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我插了一句，并不想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本想到此为止，没打算把前几天我给圣卢谈的看法再说一遍。但因为刚才那句话和我上次说的几乎一字不差，我又为自己辩解似的补充说：“这正是前几天……”然而，我忽视了罗贝对我和其他几个人的发自内心的钦佩还有另外的一面。他在钦佩的同时还完整地吸收了我们的思想，以至四十八小时后，他竟忘记这些思想是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了。因此，对于我这个寻常的论点，圣卢认为应该向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赞同，似乎这个论点本来在他头脑中久已存在，而我不过是在他的领地上狩猎而已。

        “对极了！环境并不重要。”

        他似乎怕我打断他的话头或不明白他的意思，紧接着又强调说：

        “真正的影响是思想的影响！人都要受思想观点的束缚！”

        他稍停片刻，就像一个吃下食物很快就消化的人，心满意足地微笑着，摘下单片眼镜，用螺旋钻般的目光盯着我：

        “持同一观点的人都差不多。”他神气活现地对我说。显然，他全然忘了他头脑中的这些想法是我前几天同他讲的。

        我晚上到圣卢的饭店时，心情并不都是一样的。虽说我们的一个记忆，一种忧虑可能会暂时销声匿迹，不再纠缠我们，但是还会回来，有时久久萦绕在我们心头。有几个晚上，我穿过城市到饭店去时，一路苦苦思念德·盖尔芒特夫人，连呼吸都感到很困难，仿佛我的胸腔被一个高明的解剖医生切开，割除了一部分，补上了一块同样大小的非物质的痛苦，补上了等量的怀旧和爱情。尽管刀口缝合很好，但当对某人的思念代替了内脏时，我们总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它似乎比内脏占的位置更大，再说，不得不想着身体的一个部分，这种感觉说它像什么，它又不像什么。不过我们变得更娇贵了。稍微有点微风我们就会叹息，是因为气闷，也是由于抑郁。我仰望天空。如果月光皎洁，星光灿烂，我便想：“也许她正在乡下，和我瞻望着一样的星星，说不定当我到饭店时，罗贝会对我说：‘好消息，我舅妈刚给我来了封信，她想见你，就要到这里来了。’”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思念不仅仅寄托在苍穹。一阵温馨的微风从我身边掠过，会给我捎来她的信息，就像从前在梅塞格利丝的麦田里，微风给我捎来希尔贝特的信息一样：人总是那样，会在另一个人的感情中掺入许多并不属于他的而仅仅是他唤醒的朦朦胧胧的感情。而这些特殊的感情，我们身上总有一股力量在使它趋向真实，也就是使它汇合到一种更普遍、为人类所共有的感情中去，而人、还有人给我们酿成的痛苦，只能使我们同这种普遍的感情沟通：当我知道我的痛苦是人类普遍爱情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时，我在痛苦中也就感到了快慰。我现在感到的痛苦使我想起了我从前对希尔贝特的忧思，想起了在贡布雷，当妈妈晚上不在我房间时我感到的愁闷，同时也使我回忆起贝戈特小说中伤感的几页；·盖尔芒特夫人、她的冷漠和不在我身边同我痛苦的关系不像是学者头脑中的因果关系，但我并不就此下结论说，德·盖尔芒特夫人不是我痛苦的根源。我们的身体不是会出现一种漫射状疼痛吗？疼痛渗透到患病部位以外的地方，但一个医生压住痛点时，这些地方就会失去疼痛的感觉。可是在这之前，由于疼痛到处渗透，我们说不清楚是怎样的疼痛，也不知道究竟是哪里疼，以为这是命中注定，肯定治不好了。我朝饭店走去，心里想着：“已有十四天没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了。”（十四天也只有对我才显得漫长，凡是涉及德·盖尔芒特夫人，我总是用分秒来计算时间的。）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思念已不限于临风叹息了，甚至连时间的数学刻度也呈现出痛苦，富有诗情画意。现在，每一天都像是一个轮廓模糊的山峰，变幻无常：走下山坡我感到可以忘掉一切，走上山顶我又渴望再见到公爵夫人，因而内心烦忧。我时而下坡，时而上山，在上下坡之间摇摆不定。有一天我对自己说：“说不定今天晚上会收到一封信呢。”当我到饭店时，鼓足勇气问圣卢：

        “随便问一声，你有没有得到巴黎的消息？”

        “有的，”他回答我说，脸色看上去不太高兴，“不愉快的消息。”

        当我明白是他有了烦心的事，他得到了情妇的消息时，我才松了口气。但我马上又意识到，这些不愉快的消息可能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他近来恐怕不能带我到他舅妈家去了。

        我得知他和他情妇吵了一架，可能是在信上吵的，也可能她来过一次，早班车来，晚班车走。他们经常吵架，真真假假，好像总有解决不了的矛盾。她心情很不好，常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就跺脚，哭鼻子，就像那些把自己关在没有窗户的贮藏室里的孩子，不出来吃晚饭，也不说明缘由，当父母气急了，动手打他们一下时，他们就益发哭得起劲。

        圣卢因为和情妇的关系出现裂纹内心异常痛苦。不过，这样说未免太简单，会使人曲解这种痛苦。他一个人待着时，别的什么也不想，只想他的情妇。想到她看见他精力充沛而对他充满了敬意，想到她是带着这样的心情离开他的，他起初感到的忧愁也就在不可挽回的局面前消散了，那时的滋味是那样甘美，那样令人愉快，因此关系破裂一经明确，也会像和解一样使他陶醉。过些时候他再感到的痛苦便是继发性的痛苦症状了：当他想到她可能很想同他接近，可能在等他的一句话，而此间，为了报复，她可能会在某个晚上某个地方做某件事，他只要给她打个电报说他要去找她，她可能就不会干这件事了；想到别人也许会乘机而入，过几天再去找她会太晚，因为她可能被别人占有；想到这些，痛苦的波涛又会在他胸中翻腾。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无所知。他的情妇保持沉默，这使他的痛苦最后达到了失控的程度，他甚至怀疑她可能藏在东锡埃尔或者去了印度。

        有人说沉默是一种力量；从另一种意义上看，沉默被心爱的人利用，会发出一种可怕的力量。它会增加等待一方的相思。世界上最没有比分离更能使两个情人朝思暮想的了！还有什么比沉默更难跨越的障碍呢？也有人说沉默是一种酷刑，会使身陷囹圄、被迫受刑的人发疯。可是，忍受心上人的沉默又是怎样的酷刑啊！这比保持沉默还要难以忍受！罗贝心里嘀咕：“她干什么去了？怎么会杳无音信？她会不会欺骗我，同别人搞上了？”他还想：“我究竟哪里得罪她了，她居然这样一点消息都不给我？她可能恨我了，永远恨我了。”于是他拼命自责。沉默果然把他逼疯了，一是由于嫉妒，二是由于内疚。而且，这种沉默本身就是座监狱，甚至比监狱还要残酷。这个隔在两人之间的空无一物、但被遗弃者的视线不能穿透的空气隔板，是一堵非物质的、但又是难以逾越的围墙。还有比沉默发出的光更可怕的吗？它让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而是成千上万个失踪的女人，每一个都表现出对爱情的不忠诚。有时候，罗贝会突然心情舒缓，以为沉默即将打破，日夜盼望的信就要飞来。他看见它朝他飞来了，他留心着每一个声音，他的渴望仿佛得到了满足，他喃喃自语：“信！信！”他像这样隐约看见了一块想象中的温情的绿洲后，又回到了无穷无尽的沉默这块真实的沙漠中，焦急地等待着。

        他一无遗漏地想象着绝交后的各种痛苦，但在别的时候，他却认为可以避免这样的结局，就像那些不切实际地想要移居国外因而把所有的事务了结一清的人那样，不知道明天该想些什么，心中烦躁不安，他们的思想已经脱离了他们的躯体，就像病人身上摘下的心脏，离开病人的躯体还在继续噗噗地跳动。不管怎么说，他情妇会回到他身旁的希望，给了他坚持绝交的勇气，正如坚信打仗能活着回来可以帮助人去迎击死神。因为在人类种的植物中，唯有习惯这种植物最不需要肥沃的土壤，能第一个出现在表面看来最荒芜的岩石上，因为如果提前设想同情妇断绝关系，也许最后事到临头也就完全习惯了。但是绝不绝交还不能肯定，这使他仍处在一种和恋爱相似的状态中，心里牵挂着这个女人。可他强迫自己不给她写信（也许他认为失去情妇的日子固然难熬，但同她凑凑合合地生活在一起更不好受，或者认为他们是吵架后分手的，必须等她来道歉，这样他觉得即使不能维持她对他的爱情，至少也可以坚持她对他的尊敬），而只到电话局去打电话（东锡埃尔刚开电话业务不久），向他安插在他女友身旁的一个贴身女仆打听消息或下达指示。这种电话联系非常复杂，占据他很多时间，因为他的情妇不久前已搬到凡尔赛附近的一座小别墅去了。她租下这座房子是因为和她要好的文人学士不断地向她宣传首都丑恶论，但更是为了她的动物，为了她的狗、猴子、金丝雀和鹦鹉，她的巴黎房东再也无法忍受这些动物无休无止的噪声了。可是圣卢在东锡埃尔却是夜不成眠。有一次他到我那里，实在累得不行，就打了一会儿瞌睡。突然他又讲话了，他想跑，他想阻止一件事发生，大声喊着：“我听见她的声音，您不要……您不要……”他醒了。他对我说，刚才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乡下，在上士家里。上士竭力阻拦他到屋子的一个角落去。圣卢猜到他家里藏着一个非常有钱又非常坏的中尉，他知道这中尉对他女友垂涎三尺。突然，他在梦中清楚地听见他情妇在性欲高潮时习惯发出的间断而规则的呻吟。他强迫上士带他到房里去。上士拦住不让他进去，被这冒失的行为气得满脸愤怒。罗贝说，此情此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我这梦太愚蠢了！”他又说了一句，仍然喘不过气来。

        但我后来确实看到有几次他想打电话给他的情妇，要求同她言归于好。我父亲不久前倒是装了个电话，但我不知道这对圣卢是否一定有用。况且，我觉得让我的父母——即使仅仅通过装在家里的电话——充当圣卢和他情妇的中间人是不妥当的，不管他情妇的情感多么高尚，多么纯洁。圣卢的噩梦慢慢从他头脑中消失了。在这严酷的日子里，他每天都来找我，魂不守舍，两眼发呆。这些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在我看来好像一排弯弯曲曲、漂漂亮亮、结结实实的铁栏杆，罗贝待在栏杆后面，寻思他女友会作出怎样的决定。

        她终于来信请求他谅解了。他刚意识到绝交已经避免，马上又看到了和解带来的种种不利。然而，他心里舒展多了，他几乎情愿接受新的痛苦。他知道一旦言归于好，不消几个月就会有新的痛苦来折磨他。他没怎么犹豫。或者说，就是因为他终于确信能够重新得到他的情妇他才犹豫的；既然能和好，那就和好吧。不过，她要求圣卢元旦不要回巴黎，好让她恢复平静。而他到了巴黎是绝对忍不住不去看她的。此外，她同意和他一起去旅行，可是要去旅行就必须有真正的假期，而德·鲍罗季诺上尉却不准假。

        “这使我感到不安，因为去拜访我舅妈的事得往后拖了。复活节我一定回巴黎。”

        “到那时我就不可能去拜访德·盖尔芒特夫人了，因为我要到巴尔贝克去。不能就不能吧，这无所谓。”

        “到巴尔贝克去？可您从来都是八月份去的呀！”

        “对，可是今年我身体不好，人家老早就会把我送去的。”

        他怕我听了他的叙述后，会对他情妇产生不好的印象，于是又说：“她表现得粗暴仅仅是因为她太直率，感情太专一。其实她心灵高尚得很。你想象不出她的感情多么细腻，多么富有诗意。每年她都要到比利时的布鲁日去过死人节。这‘很好’是不是？以后如果你能认识她，你会看到她多么高尚……”他的讲话充溢着这个女人周围的文人学士使用的词藻：“她真是灿烂辉煌，甚至有点神圣，你懂吧，她几乎是个神甫般的诗人。”

        在吃晚餐的时候，我绞尽脑汁，想找到一个借口，能让圣卢请求他的舅妈不等他来巴黎就先接见我。这个借口我终于找到了：我和圣卢在巴尔贝克时结识了大画家埃尔斯蒂尔，我想再看看他的画作。借口固然是借口，但也有几分真实。从前我去拜访埃尔斯蒂尔，是想让他的画引导我去理解和热爱比画更美的现实：比如说名副其实的冰雪消融的景致，外省一个真实广场，海滩上栩栩如生的妇女（最多也就是让他给我描绘像山楂树丛生的小径那样无法深入欣赏的现实，不是要他为我保存而是要他帮我发现现实的美）；然而现在恰恰相反，是这些画的独特风格和诱惑力激起了我的欲望，尤其是我想欣赏埃尔斯蒂尔的其他几幅画。

        况且，在我看来，就是他的最不成功的作品，与那些比他伟大的画家的杰作相比，也是独辟蹊径，不落窠臼。他的作品宛若一个封闭的王国，有着不可逾越的边界和独一无二的内容。难得有杂志刊登研究埃尔斯蒂尔的文章，凡有这样的杂志，我都如饥似渴地把它们收集起来。从那些文章中我了解到他画风景画和静物画的时间不长，他是从神话题材开始他的绘画生涯的（我在他的画室里有幸见过两幅神话题材画的照片），后来很长时间一直受日本艺术的影响。

        他的画有各种风格，其中最具特色的几幅流散在外省。在莱桑德斯的一间农舍里，珍藏着他最美的一幅风景画。这幅画就像磨石上镶嵌有辉煌的彩绘玻璃的夏尔特尔的一个小村庄，在我看来异常珍贵，它会激起我想去旅行的强烈愿望。收藏者可能花了几千法郎才买下这幅杰作，他如同星相学家，深居简出，躲在大路旁他的陋舍里，向世界的一面镜子——埃尔斯蒂尔的一幅画——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感到一种使那些在某个重要问题上看法一致的人心灵沟通、意趣相投的情感把我和这个人连结在一起了。但在我收藏的杂志中有一本提到，我心爱的画家有三幅重要的作品可能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里。因此，在圣卢告诉我他女友将去布鲁日那天晚上，在饭桌上，当着他朋友的面，我可以真诚地，出其不意地问他：

        “听我说，可以吗？还是我们谈过的那个夫人，这是最后一次谈她了。你还记得埃尔斯蒂尔吧，我在巴尔贝克认识的那个画家？”

        “怎么啦？当然记得。”

        “你还记得我很佩服他吗？”

        “记得，还有我们托人捎给他的那封信。”

        “嗯，这是我想结识前面谈到的那个夫人（你肯定知道是谁吧？）的理由之一，不是最重要的理由，一个次要的理由。”

        “是啊！怎么那么多插入语！”

        “因为她府上珍藏着埃尔斯蒂尔的画，至少有一幅很美的画。”

        “啊！我怎么不知道？”

        “复活节埃尔斯蒂尔一定会在巴尔贝克的，您知道他现在几乎一年到头都在那里。我很想在动身去那里之前看一看这幅画。我不知道您和您的舅妈关系好不好，您能不能求求她——您可以在她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设法让她不拒绝我的请求——让我一个人——因为您不可能在那里——去看这幅画？”

        “哪还用问？我担保她会答应的，这事包在我身上。”

        “罗贝，我多么喜欢您啊！”

        “喜欢很好，要是用‘你’称呼我就更好了，这是您答应过的，而且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我希望您不至于打算离开这里吧，”罗贝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您知道，即使圣卢去休假也没有什么关系，有我们在嘛。这对您也许少了些乐趣，但是我们会想方设法让您忘记他不在您身边的。”

        果然，就在大家都认为罗贝的女友只好一个人去布鲁日的时候，听说德·鲍罗季诺上尉改变了主意，批准圣卢士官到布鲁日去度假，而且给的假期很长。事情是这样的。鲍罗季诺亲王的一头浓发是他的骄傲，他是城里最有名的理发师的老主顾。这位理发师从前曾给拿破仑三世的理发师当过伙计。德·鲍罗季诺上尉同他关系很好，因为尽管他老摆出一副神气的样子，但对小市民倒也随和。但是，亲王在理发师那里至少有五年的欠账没有偿清，葡萄牙牌香水、君王牌香水、烫发钳、剃刀、磨剃刀的皮带和香波或发式，使亲王的欠账越来越多，自然理发师就更看重当场付钱，而且还有车马的圣卢了。热心的理发师了解到圣卢因为不能和他的情妇一起去布鲁日而闷闷不乐，便乘给亲王刮胡须之机同他讲了这件事。亲王被一件白大褂裹住了手脚，头仰着，动也不敢动，怕被剃刀割了喉咙。理发师叙述的一个年轻人的风流韵事博得了上尉亲王的微笑——波拿巴式的宽容的微笑。他当然不大可能想到他的欠账，但是，理发师说的话可以使一个公爵发脾气，也可以使他发善心。反正他下巴颏上的肥皂还没有擦净，他就批准假了，而且让圣卢当晚就动身。至于理发师，他平时是个吹牛大王，要吹牛就得会撒谎，用离奇的谎言往自己脸上贴金，可这一次却例外，他帮了圣卢的大忙，不仅闭口不提自己的功劳，而且以后再也没对罗贝提这件事，好像虚荣心就要撒谎，既然不需要撒谎了，虚荣心也就变成了谦虚。

        罗贝的朋友们都对我说，不管我在东锡埃尔呆多久，也不管我什么时候再来，如果罗贝不在，他们的马车、住房和业余时间都可归我支配，我感到这些年轻人一心想用他们的奢侈品和青春活力来帮助我克服我的弱点。

        “再说，”圣卢的朋友们在恳求我留下后又说，“您为什么不每年都来呢？您不是也感到这里可爱的生活使您很快乐吗？您甚至就像一个老兵，对团里发生的一切都感兴趣。”

        他们把我称作老兵，是因为看到我仍然兴趣勃勃地要求他们根据自己的看法，把我知道名字的军官按照他们的德才分一分类，就像从前读中学时，我让同学给法兰西剧院的演员排一排队一样。如果圣卢的朋友在谈到一个我从来都是听人最先提到的将军（如加利费或内格里埃什么的）时说：“内格里埃呀，是最平庸的将军了。”继而抛出一个完美无缺、饶有趣味的新名字，如博将军或谢斯兰·德·勃艮第将军，我会感到又惊又喜，就和从前看到迪龙或法布夫尔的名字大势已去，被一个闻所未闻但突然变得赫赫有名的阿莫里击退时的心情完全一样。“啊！甚至比内格里埃还要卓绝？在哪方面？请给我举个例子。”我希望他们把团里的军官甚至包括下级军官作一个明确的区分，我想看他们是怎样区分军官的，从而掌握判断军人优劣的标准。在我最感兴趣、最乐意听人谈论的军官中，有一个是鲍罗季诺亲王，因为我见到他的机会最多。可是，尽管圣卢和他的朋友无不公认这个漂亮的军官管理他的骑兵中队成绩斐然，无与伦比，但他们谁都不喜欢他。当然，他们还是把德·鲍罗季诺先生同有些行伍出身并且是共济会会员的军官，那些独善其身，与别人很少交往，保持军士粗野外表的人区别对待，但似乎也不把他归入贵族出身的军官之列。不过，说实在的，即使在对待圣卢的态度上，他也和其他贵族军官大不一样。那些贵族出身的军官知道罗贝还是个小小的士官，如果邀请他吃饭，他有权有势的家庭会感到高兴（要不是因为这点，他家才不会瞧得起他们呢），因此，当一个对年轻的中士可能有用的大人物到他们家做客时，他们会不失时机地邀请圣卢去赴宴。只有德·鲍罗季诺上尉例外。他和罗贝仅仅保持工作关系，而且关系很不错。亲王的祖父曾被拿破仑皇帝册封为元帅和公爵亲王，续而又同皇室联姻，后来他父亲也娶了拿破仑三世的一个表妹，政变后两次出任部长，但他仍然感到圣卢和盖尔芒特社交圈瞧不起他。既然和圣卢他们不志同道合，反过来他也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他也知道，尽管他同霍亨索伦皇族有亲戚关系，但在圣卢眼里他不是真正的贵族，而是庄园主的孙子；反过来他认为圣卢也没什么了不起，他父亲的伯爵领地是拿破仑皇帝给确认的（圣日耳曼区的人称之为重新册封的伯爵），向皇帝要了个省长的官位，后来又申请了另一个职位，但比起当国务部长的鲍罗季诺亲王殿下低一大截，得听从他的指挥，给他写信时称他为“阁下”。这个鲍罗季诺亲王还是皇帝的外甥呢。

        可能比外甥还要近。据说，第一位鲍罗季诺公主曾随拿破仑一世流放厄尔巴岛，因而很受皇帝喜爱，第二位公主深得拿破仑三世的欢心。在上尉那张安详的脸上即使找不出拿破仑一世自然的脸部特征，至少也能发现同样矫揉造作的威严；而他那忧郁而和善的眼神、长长的小胡子更能使人想到拿破仑三世。他和拿破仑三世是那样惊人的相似，以致发生了一件趣事：色当战役后，他要求和拿破仑三世关在同一个监狱里，他被带到俾斯麦跟前，普鲁士首相开始一口拒绝，就像拒绝所有人的要求一样，但他偶尔抬头看了看这个正准备离开的青年，突然发现他和拿破仑三世十分相像，不由得惊待了，于是改变主意，喊他回来，同意了他的请求。

        鲍罗季诺亲王不肯主动接近圣卢和团里另外几名圣日耳曼社交圈的人（然而，他却经常邀请两个讨人喜欢的平民出身的中尉），是因为他以皇帝自居，对他的下级一概不放在眼里，把他们区分成两类。对于有自知之明的下级，他乐意同他们接近，因为他表面上虽然威严，其实脾气随和而开朗，而对于另外一些自以为比别人高贵的下级，他便很少同他们交往，他不能容忍他们以高贵自恃。因此，尽管团里所有的军官都对圣卢殷勤、热情，而鲍罗季诺亲王因受某元帅关照，在工作中对圣卢倒也客气（再说圣卢在这方面确实无可挑剔），但他从不把他请到家里。只有一次例外，出于无奈他邀请了圣卢，凑巧我又在东锡埃尔逗留，他要他把我也带去。那天晚上，我看着餐桌上的圣卢和上尉，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他们各自的举止风度和优雅的仪表中分辨出了两种贵族——旧贵族和帝国新贵族——之间的差异。旧贵族至少有一个世纪不行使真正的权力了，他们不再把待人接物的礼貌——这是教育给予他们的起保护作用的外衣——看作一回事，而只看作和骑马、击剑一样，没有认真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消遣，他们瞧不起平民，不愿对他们热情，免得他们得意，也不愿和他们不拘礼节，免得他们感到光荣；圣卢出身在旧贵族，他的血液里溶进了旧贵族的缺点，尽管他竭尽全部智慧，也没有能把它们清除干净，如果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平民，他甚至没有听说过他的姓名，也会亲切地同他握手，和他聊天（跷着二郎腿，双腿频频交替，头向后仰着，手握着脚，一副落拓不羁、不拘小节的姿态），把他们称为“亲爱的”。相反，新贵族的各种爵位现在仍然没有失去意义，爵位的继承人仍然原封不动地享受着他们父辈因功受封的巨大财产，这世袭的财产使人想起他们所居的高位，所指挥的众多人员，所结识的各式各样的高级人物；鲍罗季诺亲王出身于新贵族，他把他的门第看作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特权，即使在思想上没有明确的意识，但至少在身体上通过他的举止和仪表也有明显的流露。圣卢对平民可能会拍拍他们的肩膀，挽起他们的胳膊，而鲍罗季诺亲王却会亲切而不失身份地同他们交谈，语气既和蔼可亲又带有一种装腔作势的高傲，充满威严的持重削弱了他那自然的微笑中蕴涵的淳厚。当然，这是因为他离大使馆和宫廷比圣卢更近，他父亲曾在那里充任最高职务，而圣卢那种胳膊肘撑在桌子上，脚握在手中的不拘小节的姿态在宫廷里肯定不会受到欢迎；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像圣卢那样瞧不起平民，因为平民是新贵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宝库，第一个皇帝从中汲取了他的元帅和贵族，第二个皇帝在里面又找到了富尔德和鲁埃

        德·鲍罗季诺先生作为皇帝的子孙，除了指挥一个骑兵中队便不再有其他事情可做，没有努力的目标，当然他父亲或祖父念念不忘的东西不可能全部封存在他的头脑中。但是，正如一个艺术家雕刻一座塑像，完工多年了，他的思想仍继续在造型，与此相仿，鲍罗季诺亲王父辈念念不忘的东西已成为他躯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身上有了具体的体现，他的脸部表情恰恰反映了这些忧虑。当他斥责一个下士时，他那冲动的声音使人想起第一个皇帝；当他吐出一口烟时，他那沉思而忧郁的神情又使人想起第二个皇帝。当他穿着便衣经过东锡埃尔的街头时，从圆顶硬毡帽下的眼睛中射出来的光芒，使这个上尉的周围闪烁着一个隐姓埋名的君王的光辉；当他带着军士和粮秣住宿先行官踏进上士的办公室，上士会吓得双腿颤抖，因为这两个随从俨然像贝基埃和马塞纳。当他为他的中队选军裤布料时，他盯住下士服装师的目光足以挫败塔列朗，迷惑亚历山大。有时候，他正在检查内务，忽然会停下来，让那双奇妙的蓝眼睛露出沉思，好像在谋划建立一个新普鲁士和新意大利。可是他马上又会从拿破仑三世变回到拿破仑一世，指出士兵背包擦得不亮，或是尝一尝他们的伙食。在他的私生活中，如果他在家宴请平民军官（当然他们不是共济会会员）的妻子，他不仅要摆上一套只有大使才有资格享用的塞夫勒产的天蓝色瓷餐具（是拿破仑馈赠他父亲的礼品，这套餐具如果摆在马伊河畔他那幢乡间别墅里，人们会感到更加珍贵，正如旅游者来到一个古老城堡改装成的兴旺热闹的庄园，看见粗陋的衣柜里放着一些稀世瓷器，一定会倍加赞美），而且还要摆出皇帝其他的馈赠物：他那高贵而迷人的仪表（如果相信有些人的说法，一个人的出身不应该使他终生受到最不公正的排挤，那么，上尉这堂堂的仪表在某一外交职位上，定能使人赞叹不绝），他那亲热的手势，和蔼的神态，优雅的风度，以及那神秘而炯炯有神的目光——这是皇帝遗传给后世的珍品，在那天蓝色的珐琅般晶莹的双眸中保存了光辉的形象。

        关于亲王在东锡埃尔与平民的关系，有必要谈谈下面一件事。中校钢琴弹得很出色，军医的妻子歌唱得很美妙，就好像在音乐戏剧学院得过一等奖似的。军医夫妇和中校夫妇每周都在德·鲍罗季诺先生府上进一次晚餐。这当然使他们很得意，因为他们知道，亲王到巴黎度假，总在德·布达莱斯夫人、缪拉以及其他有地位人的府上吃晚饭。但他们对自己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上尉，我们到他府上来他感到特别高兴，再说他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后来，德·鲍罗季诺先生调到博韦任职（这是他长期活动的结果，他想离巴黎近一些），搬家的时候竟把这两对音乐家夫妇忘得一干二净，就像忘了东锡埃尔的剧院和他经常订购午饭的小饭店一样。尤其使中校和军医气愤的是，尽管他们是亲王餐桌上的常客，竟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音讯。

        一天上午，圣卢向我承认他给我外祖母写了封信，给她谈了我的情况，并且建议她和我通一次话，因为东锡埃尔和巴黎之间已经开办电话业务了。总之，我外祖母当天要给我打电话，他叮嘱我四点差一刻到邮局去。在那个时代，电话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普遍。然而习惯只要用很少一点时间就能使我们初次接触的神圣力量失去神秘性，我看到电话没有马上接通，就感到等的时间太久，使用太不方便。我差点想抱怨了。那时候我的心情和现在所有人的心情一样，嫌那会突然出现的、令人赞叹的奇境出现得太慢。其实我们想通话的人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身边，虽然看不见，但确实在我们身边。他待在他居住的城市里（对我外祖母来说是巴黎），坐在他的餐桌旁，他那里的天空和我们这里的不一样，天气也可能不同，他的情况和思想我们全然不知，但他马上就会把这些都告诉我们。就在我们心血来潮，要他出现的时候，他（他和他周围的气氛）突然被带到了几百里外的地方，带到了我们的耳边。我们仿佛成了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女巫婆根据我们的意愿，让我们的外祖母或未婚妻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然而又非常遥远，在他们真正生活的地方，在看书，在掉泪，在摘花，那样清晰，那样逼真，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要使奇迹出现，只消把嘴唇凑近神奇的小金属板，呼叫——有时要等很久，但我乐意——值班女神，每天我们都听到她们的声音，但从来没看到过她们的脸孔，她们是我们的守护天神，小心翼翼地监视着令人头晕目眩的黑暗大门；我们呼叫万能的女神，她们让远离我们的亲人出现在我们身边，却不让我们看见他们；我们呼叫看不见的达那伊得斯，她们日夜不停，把声音的箱子倒空，注满和传递；我们呼叫爱奚落人的复仇女神，当我们给女友讲知心话不希望被人听见时，她们会恶狠狠地喊着说：“我听着呢！”这些电话女郎是神秘莫测、容易生气的女侍，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疑心重重的修女！

        我们的呼叫声刚刚响起，在这到处都是幽灵，只有我们耳朵在凝神聆听的黑暗中，一个轻微的声音——一个抽象的声音——消灭了距离的声音——我们心上人的声音就同我们讲起话来。

        是她，是她的声音在同我们说话。这声音近在身边！然而又那么遥远！多少回我听着听着就忧从中来，好像我们即使走很远很远的路，也不可能见到这个声音萦绕在我们耳畔的人；我们感到在这令人心驰意荡的唇耳接触中，在这似乎伸手就能拥抱我们心上人的时刻，实际上离她们有千里之遥，这是多么令人失望啊！这个真实的声音似乎离我们很近，其实却离得很远！它还可能预示着永久的分离！常有这种情况，我听得见声音，却看不见远方跟我讲话的人，就会感到那是从万丈深渊里发出来的绝望的呼叫，一股惆怅忧虑之情就会涌上我的心头；我还尝过一种忧虑，当一个声音，单独一个声音，离开了一个我可能再也见不到的躯体，又一次来到我耳边窃窃私语的时候，我却想顺便从说话人的嘴唇上亲吻这些话，但这两片嘴唇早已化为尘土，这时，忧虑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唉！那天在东锡埃尔，奇迹没有出现。当我到达邮局时，我外祖母已经打来电话了。我走进电话间，线被占了，有人在讲话，显然不知道没有人回答他，因为当我拿起听筒，就听见那段木头像木偶戏中的驼背丑角在尖声尖气地说话。我把它放回原处，它就不响了。可是我再拿起时，它又像驼背丑角喋喋不休地唠叨开了。我无可奈何，只好挂上电话，不再去碰它，这段会说话的木头这才停止痉挛，直到最后一秒钟它还在唠叨。我去找邮局职员，他叫我稍等片刻；然后我就讲话了；开始没有声响，可是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我以为自己一定熟悉这个声音，其实不然，因为以前，当外祖母同我说话时，我总是边听边看着她脸上的嘴巴和占据着很大一块地方的眼睛，而她的声音，今天我还是第一次单独听到。因为这个声音成了一切，我感到它变形了。当它像这样没有脸部线条陪伴，单独来到我身边时，我发现它充满了柔情。它可能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温柔过！可能我外祖母感到我离开了家，怪可怜的，认为完全可以向我抒发她的感情了；而在平时，这位女教育家总是恪守“原则”，克制自己，不让这种感情流露出来。这声音很温柔，但也很忧郁。这忧郁的感觉首先是由温柔引起的，因为它明净纯洁，几乎一尘不染，任何冷酷、自私和同别人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被洗涤一清，人类的声音是很难达到这般纯净的。这声音由于过分体贴而显得脆弱，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碎，化作一串纯净的泪珠而消失。再说，这声音单独出现在我身边，不再戴着脸孔这个假面具，我第一次发现它充满了忧伤，而她一生的忧伤已使声音出现了裂痕。

        此外，难道仅仅是因为我孤立地听见了声音才产生这种令人心碎的新感觉的吗？不是的。更确切地说，声音的孤独似乎使我想起人的孤独，我外祖母的孤独（她第一次同我分离）。声音的孤独是人孤独的象征和直接结果。平时，我外祖母一天到晚指挥我做这做那，不准我做这做那，服从的烦恼和抵抗的冲动抵消了我对她的温情，此刻，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将来也不会再现（因为我外祖母不再要我回到她的身边，受她的统治了。她正在对我说，希望我干脆在东锡埃尔待着不要回去，不行的话，无论如何也得尽可能多待些时间，这于我身体和写作都有好处）。此外，我在耳边的听筒下感觉到的是我们两人相互的体贴。这种体贴摆脱了平时同它抗衡的相反力量，从此变得不可抗拒，这使我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外祖母叫我留下来，这反倒使我渴望、并且使我感到迫切需要回到她身旁。我从没想过她会同意我留下。从此我自由了。但是我骤然感到这自由充满了伤感，就仿佛在我爱着她的时候，她猝然永远离开了我。我喊着：“外婆，外婆。”我真想拥抱她，可是在我身边只有这个幽灵般的声音，和我外祖母死后来探望我的鬼魂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同我说话吧！”可就在这时，声音突然消失，我变得更加孤独。外祖母听不见我说话了，她把电话挂了，我们不再面对面待着，互相听见对方说话。我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大声呼喊外婆，我感到连对她的呼喊也似乎迷失了方向。我忧心如焚。很久以前，在我孩提时代，一天，我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突然找不见外祖母时，也曾有过这揪心的忧虑，这感觉与其说是因为找不到外祖母引起的，毋宁说是由于我感到她在找我，感到她心里想着我也在找她；当我们同那些再也不会回答我们的人说话时，也会产生这种揪心的忧虑：我们多么想把过去没有同他们讲的话讲给他们听，多么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无灾无难，无病无痛啊！我感到她已经成了一个心爱的亡灵了，刚才我没能把它留住，它已消失在其他亡灵中。我孤孤单单，站在电话机前，不停地、徒然地呼喊着：“外婆，外婆”，就像俄耳浦斯孤零零地重复着亡妻的名字一样。我决定离开邮局，回到饭店去找罗贝，告诉他我可能会收到一封催我回去的电报，想打听一下火车的时刻。但是，在下决心离开之前，我本想最后一次求助于黑夜的女儿，传话的使者，看不见脸的女神；可是喜怒无常的值班女神不再愿意——也可能是爱莫能助——为我打开神奇的大门；也许她们根据惯例，也曾不厌其烦地求助于年高德劭的印刷术发明人，叫唤过热爱印象派画的当司机的年轻亲王（后者是德·鲍罗季诺上尉的侄子），但古腾堡和瓦格拉姆对她们的恳求置之不理。我知道，不管我怎样请求，看不见的女神都将不为所动，于是我离开了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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