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有远洋船证海外贸易盛
唐代的水上运输发达，促成了造船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的江南地区造船业之盛，为全国之最。
唐代造船材料，多用坚硬耐用的楠木；其次则用樟树、杉树或柯树等。所造船大致可分内河船及海洋船两类。
内河船有各种不同的大小式样。有一种车船，为唐德宗时代李皋所发明。此种车船不用帆桨，而用轮子拨水前进，为李皋在江西南昌时所建造，它“挟二轮踏之，鼓水疾进”。其快速犹如帆船，用以作战。
当时造船场多设于江浙一带。如刘晏为漕运所建之船，便在今江苏仪征的扬子县船场所造。当时刘晏提议每船给建造费100万。而有人批评，国用方乏之时，宜减其费，每船出资50万已很多了。刘晏不以为然，认为多付建造费才能造出高质量的船，乃在扬子县建立十个造船场，派十位专官管理，所造船质坚耐用。50余年后，继刘晏者克扣建船费，因此用木廉薄，耐用性能大不如前。
唐代有所谓万石船，其实仅可载八九千石，所谓“船不过万”。事实上能载重万石的船不多，但在代宗大历与德宗贞元年间，有俞大娘的大航船。居住船上者，诸凡养生送死嫁娶，都在船上举办，还在船上开巷辟圃。操驾之船工达数百人。
此船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每岁来往一次，获利甚丰。此船所载已超逾万石了。当时洪州（今江西南昌）、鄂州（今湖北武昌）的水道多，居住水边者几乎与居住城邑的相同。当时富商多拥有大船，船上婢仆如云，歌舞不歇，其盛况可知。
海洋船方面，唐代远航外洋的船甚多。唐太宗时，阎立德在江西南昌造浮海大船500艘。自东海、黄海直上高丽。另一方面亦有远至红海的商船。
唐德宗时，中国南方海岸已有官员自造海船从事海上贸易。所造海船乃按载重量大小分为5000料船、2000料船及1000料船等。据此可知唐代海外贸易已盛。
2.隋唐大地理家精通中外交通
曾有人说，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是一个不与外人往来闭关自守的国家，其实不然。
中国对外交通在汉代已经开始。并且从三国时代到南北朝，中西交通一直没有停过。至于中西交通正式像样的开始，则是隋唐时期。
总之，中国与外人来往，很古就有，而且是十分发达的。这是不可以抹煞的历史事实。英国人想居功，说是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门户，这是错误的。
唐代已有很多外国人来华经商。中国自古对外交通要道有二：一为西北陆路，二为东南海路。
自汉代以来，武帝通西域，西北陆路对外交通日见发达。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到了地中海，接触罗马等国。中国的丝就由此时传入罗马。
至于东南海路，经交州、广州等地。起初交州（安南）为中国所有，而广州是当时对外交通的大都市。近代有一门中西交通史，专门研究此一问题。此实关乎国家的文化学术思想，也关乎经济商业方面。
隋唐时代，中国出了几位有名的大地理学家，隋代有裴矩，唐代有贾耽。他们对中外交通地理十分精通。
裴矩字弘大，山西闻喜人。初仕北齐、北周。隋初，从征灭陈。隋炀帝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裴矩被委派主持与西域及西方各国的贸易和联系。他撰写《西域图记》三卷，上奏中央。
此书序中说，古代禹治洪水、定九州。治黄河没有超越过青海的积石山。
秦统一中国后，设置防务亦以甘肃岷县为界。当时杂种胡住在西部僻远的中亚细亚一带，为使世人了解西域44国之风土物产，遂撰成此书。书中说明自敦煌到西海的印度洋、波斯湾及地中海，有三条通道。
北道是从伊吾（新疆哈密）到东罗马帝国再达地中海。
中道是从吐鲁番附近经穆国（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到波斯（今伊朗）再达波斯湾。
南道是从新疆鄯善经帕米尔高原至北婆罗门（今印度），以达印度洋。可见当时从西域到西方各国的商贸道路已甚通畅。
唐代另一地理学家贾耽（公元730～805年）为河北南皮人，德宗贞元时任宰相。他嗜好地理学，凡四方各国之外交使节来华或自国外回京之使者，贾耽均乐与之交往，并详询各国山川土地之终始。凡是九州之夷险，百峦之土俗，均加区分指画，备究源流。于是将多年来陷入吐蕃手中之陇右绘成《陇右山南图》，并详述附近黄河一带形势，作书十卷。
贾耽又将原州、会州之里数人额、山水源流撰成《别录》六卷。又因“黄河为四渎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帅”，特研寻史籍，并将访问所知编为四卷，合成《通录》十卷献给朝廷，为德宗所赏识，并蒙赐赠彩绢银盘。
贾耽自言从十余岁开始，便“好闻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已有30年之久。诸凡西疆之比邻，异蕃之习俗，以及梯山献宝之路，乘舶来朝之人，无不考究其源流；至于市肆之行贾，西戎北狄中之遗老，以及民间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删其伪。于是又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
《海内华夷图》高三丈三尺，阔三丈，比例均以一寸作100里。将四方极远之区域浓缩于一图中。此图展开时虽不盈庭，但上下四方，水陆通道，尽收眼底。献之于皇上，更蒙喜悦。遂厚赐锦彩银器，并被封为魏国公。
自唐玄宗时安史之乱以来，河、陇地区为吐蕃所侵占。当时西域各国使者留长安有40余年者，因归路已断，只得滞留中国。人马伙食全靠中央政府的鸿胪寺供给，掌管国家财政收支的官员要支付钱粮。长安市亦颇受烦扰。后由大臣李泌查到久留长安之胡客皆有田宅妻子，或经营当铺取利。生活皆足以自给者凡4000人，遂下令停止给养，命假道于回纥各归本国，或自海道遣回。有不愿回国者，授以职位，留华为唐臣，可见当时胡人居留在长安之众多，且有陆路、海道可通向各国。
3.唐代海上贸易极为繁盛
中国不但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事实上中国古代海上交通亦很发达。海路交通工具称为“海舶”。春秋末年时，吴国从海路前往攻打齐国，当时已有大规模的海军。此时越国亦已有海上交通事业，其舰队并不比古代西方的波斯、雅典舰队为小，因中国地大物博故也。
秦始皇时有“海上三神山”之说，三神山即指蓬莱、瀛州及方丈三山。当时有徐福者，用大船载百工、军队、医生及童男童女等出海，准备到海外觅地做皇帝，可见规模之盛大。据说，日本之神户天皇就是徐福，这种传说，可信其无，但亦可信其有。总之，此事亦证明了秦时海上交通工具之发达。
至三国时代，吴国的孙权对海上交通有极大的贡献。他一面对内同化了长江以南未开化的山越民族，一面派人至海外夷洲、亶洲等地。有人说上述所谓夷洲、亶洲，即是今日之台湾、日本、冲绳岛和菲律宾等地，此即孙权对海外交通的发展概略。
谈到海上的船舶，且略述一二。西晋的王浚，是当时打平东吴的大将。他奉晋武帝命修整船舶，练习水军，积极筹划，在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奉命从四川率海军出发，次年克复夏口、武昌，顺流而下，直取吴都建康（今南京），迫使吴王孙皓投降。王浚当时作战乘坐的“楼船”，据《晋书》记载，每船长60丈，面积为120方步（一步为五尺），可乘坐2000人，船的甲板上可骑马驰骋，这是长江的内河船。
至于海船，当时闽广沿海海盗卢循所用船高十余丈，有四层楼高，称“八槽船”。槽即划桨，可能有八大对桨，其宏伟可知。
南朝时有容积可载二万石的大船，已相当可观。隋时杨素建造五牙船，有五层楼高，高100余尺，颇与南朝的相似。
吴船称艑，晋船称舶。普通船长20丈，每船可载600至700余人。
从上述情况看，可见当时中国海上运输已极繁盛。至唐太宗时征伐高丽国，战船在四川建造，船长100尺，阔50尺，亦相当巨大。
从唐代海船的规模推想到内河船的构造，一定亦相当进步。1500年前，中国已发明机船，齐国祖冲之创造千里船，一日可行数百里，史书载云：“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可见此时已有不用划桨的轮船。
三国时马钧发明的戽水机，可说是发明轮船的前驱。
唐代亦有金属制造的铜船，常到海外经商。《岭表录异》中说：“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货易，路经调黎深阔处。”
为了管理市舶贸易，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又名“提举市舶使”（提举即管理之意），又可称“押番舶使”。此机构职司管理海外交通进出口商船，抽收船税，称为“舶脚”。相当于近代之海关，亦可称为“监市舶使”，为当时国家财政收入之主要来源，至宋代海外贸易更盛，市舶使更见重要。
4.唐代胡商云集扬州、长安
唐代的海外贸易已十分盛。广州为当时重要之大贸易港，根据阿拉伯历史记载，有庞勋作乱时，在广州做生意的波斯、阿拉伯等外国人被杀死者有12至20万人之众，可见唐代外贸之盛。
唐代其他之贸易港尚有泉州、杭州及扬州等。唐之广州、扬州，其繁盛可先后媲美于今日之香港与上海。当时有田神功者，某次平反攻打扬州，被杀之胡商达数千人。
唐代之扬州为外人在华经商最繁盛之贸易港，《太平广记》有一则故事如下：
开元初年，司徒李勉在浚仪做官。任期届满后，便乘舟沿汴水而下，拟到扬州一游。途经睢阳（今河南商丘）时，遇见一患病之波斯老胡，拄杖来见李勉，请求李勉准其同船返扬州，李勉慨然允诺，并备酒肉款待老胡。
老胡告称，彼在波斯乃王族之后，来华经商已20年，家有三子，今返扬州欲访寻其子是否已来华。后老胡途中病重垂危，于是向李勉道出真情，谓波斯国王遗失一明珠，为传国之宝。如有人觅得送还可获重赏。因当时天下宝贝均集中在中国，胡人盗宝后亦卖给中国。老胡觅得明珠后密藏腿内，今病危乃将明珠赠李勉，李将老胡安葬，并将珠塞其口中。
李至扬州，一日见一青年波斯人，其貌酷似老胡，询之，果为其子，后该波斯人复得该珠而返国，由此事可见中国人文化道德之高，亦证明唐代中外商贸之盛。
唐代时京城长安，亦常有胡人来华经商。《太平广记·鬻饼胡》条记载一事，谓当时有位举人居住长安，其邻居有位胡人，售饼为生，并无妻室。数年后，鬻饼胡忽然生病，举人怜其孤单无人照顾，便常去探访，并赐给汤药。但胡人之病毫无起色。
某日胡人临死前告诉举人道：“我在本国时，原为大富豪，因祸乱而逃来中国长安。因为与一同乡有约，等待他来此取物，故在此久等，不能去别处。但今久候不至，余病已危，命在旦夕，先生待我厚，照顾我老病之人，今无以为报。我左臂中藏有一珠，已宝惜多年，今余将死，已无所用，特将此珠奉赠先生，聊以为报。我死后，但请料理后事，代为埋葬，于愿已足。但君得此珠，并不实用，一般人亦不一定识货。但在长安市场上，如有西国胡客来到，可持珠询问，将得好价钱售出。”
此举人将鬻饼胡所托后事当即答允。
胡商死后，破其左臂，果得一珠。此珠大如弹丸，外表并不很光泽。举人将胡商营葬完毕，将珠携赴市场，却无人问津。一直过了三年，忽然闻有新来胡客到京，便向他出示此珠。胡客见而大惊道：“先生从何处得此宝珠？此珠决非近期所可获得，先生可否告以出处？”举人便道出此事因由。胡客闻之，涕泪涟涟曰：“这位鬻饼胡就是我的同乡，本来就与他相约来商讨此物。因出国来华途中，海上遇大风浪，辗转数国，因而耽误了五六年时间。到此正欲寻访他，可惜他已病故。”遂向举人求买该珠。举人见此珠亦并非特别珍贵，仅索价50万而已。该胡人便照价将该珠购下。
由上述此事，知中国长安亦为当时世界性之商贸市场。又如扬州、广州均为胡人来华营商之大城市。前文提及因天宝年间，吐蕃在西北地区生乱事，有4000胡客不能归国而滞留长安，须由中央政府拨款50万缗以供给养。
后来此4000胡客无一人愿归国，均留华任职兵马使或掌管仪仗侍卫的官。后来仍须依靠中国政府给养的只剩下十余胡人，使国家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5.对外侨政策及胡人就业情况
中国素来待人就有传统宽大的精神，所谓治外法权，唐代已有。根据《唐律》记载，如果波斯人与波斯人之间在中国发生争执，则由波斯人自己解决。其他阿拉伯等外国人亦受同样待遇。然而，如果波斯人与阿拉伯人发生纠葛时，则该案由中国人出面调停，以免其中一方有所吃亏。因该两国之法律有所不同之故。如果西方国家早就有如此宽大度量，这世界就不会发生这许多困扰和麻烦，也就不会有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等事发生了。
唐代对外侨财产处理，亦有明文规定。如外人在华经商时不幸病故，其遗产由中国政府代管。如逾期三个月未见有遗族来领回时，则没收之。当时孔戣认为三个月时间似嫌太短，故政府修改法律，予以无限期延长。其遗族如能提出可靠之证据，即可获政府随时发还。
唐代法律中亦有关于中外通婚者。凡住于中国境内之外国人，允许其娶中国女子。但中国法律不正式承认此中华女子为此外人之妻室。如该外国人离华返国时，亦不得携同中国女子出境，以免其在外国遭受欺凌。上述各项，《唐律》中均有详细规定，可见当时在华外侨与中国社会关系之密切与复杂。当时亦有外国人在华做官的，如唐玄宗时，有外国人名康谦者做了将军。
又如唐宣宗时，有大梁连帅范阳公，他把大食国（即阿拉伯）人李彦升推荐给朝廷。天子诏礼部官考其才华，得进士而名显一时。于是有人批评，以一个堂堂的刺史兼节度使大官，受命于大唐天子，得禄于大唐朝廷，但他推荐贤才却求之于夷狄，难道堂堂中国真无人才可用乎？难道真只有夷狄可用乎？
范阳公此举实令人有所疑惑也。但也有人说，以地域来区分，固然有华夷之别；但如以教化言，则是华是夷，当察看其心意与趣向。如果此人出生于中州，但言行却乖悖乎礼义，则是有华人之形而具夷狄之心；如生于夷域，其言行却合乎礼义，则是有夷人之形却具华人之心也。故范阳公推荐阿拉伯人李彦升，亦有其激励夷狄以归化于中华文明之意也，其意不可谓不善。可见当时已无歧视外人之心。
唐时胡商来华经营珠宝贸易者甚多。中国之消费品丝绸等物常用来换取外国之宝玩。有一故事可证明中国之富有。当时的长安每年举行一次宝贝展览评判大会，互相观赏。
安史之乱时，有一位魏生，极为富有。某次，他邀请外国人举行宝玩大会，有外人展出四珠，蒙大众赞许并得冠冕奖。但有一中国人拿出更大之宝贝，而获得了最高荣誉。
当时中国的酒菜饭馆多雇用胡姬，即所谓外国女招待，以招待外国客商。李白的诗中提到的很多。如《金陵酒肆留别》中道：
又如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前四句道：
这里说明了长安城青绮门内的酒菜馆用胡姬招待来宾，即使国人也用此等高级酒肆，主客醉酒饯别，引为韵事。
唐代时，中国有钱人的家中，常养有“昆仑奴”，是一种黑脸奴仆，即所谓外国当差。但主人并非命其做苦工，乃是用来养在家中摆阔。今日自地下坟墓发掘所得的明器中，尚可见到所镂刻的昆仑奴像。
曾有一位自南洋来的康昆仑，当时是一位一等知名人士，弹得一手好琵琶。
有一次，唐德宗时，长安大旱，德宗命人民举办求雨大会，便在长安之天门街，由街东与街西两端之市民，定期举行各项比赛。其中有一项乐器演奏比赛，街东建一彩楼，请康昆仑弹奏琵琶，街西亦不示弱，于是爆出冷门，同样筑一彩楼，有一女子亦弹奏琵琶。会后，康君自叹不如，甘拜该女为师，并欲谒见。
原来该女子为段和尚所假扮。消息传入皇宫，即召段僧入宫弹奏。德宗欣赏后赞叹不已。亦谓应将此绝技传授给康君。段僧命康君再奏一曲，奏毕，段僧评其所奏本音太杂，技巧不纯，且有邪气。康君承认初随一女巫学习，后再从数名师学习。段僧认为如一定要拜他为师，则康君必须停奏十年，从头学起，才能有成。
康君一一从命，以后尽得段僧真传，成为第一流之琵琶师。由此亦证明了中国当时物质文明之富与音乐造诣之高。
6.唐代数十城市水陆辐辏
有人曾经撰文记述，唐代有外国人来华经商之事实有四五十条之多。当时外国人所到中国著名城市很多，主要有长安、广州、洛阳、扬州（亦称广陵，又名维扬）、扶风（即凤翔）、建昌（即永修）、南昌（旧称洪州或豫章）、汴州、宝应、泉州及睢阳等地。
以而言，是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建筑规模宏大，其自南向北的朱雀大街宽达150米。不但是当时中国，甚至亦是全世界的最大城市。当时位于东北地区的渤海首都龙泉府以及日本平安京的城市设计，完全模仿唐代的长安。各国胡商来此营商者极众。长安之崇仁坊，其商业之盛，“昼夜喧呼，灯火不绝”。
自春秋末年起，已是一个经济发达的港口贸易城市。隋唐时期更为昌盛。隋炀帝动用100余万人力开辟通济渠，使长安可直通江都（即扬州）。炀帝为赏琼花，三下江都。
至唐高祖武德年间，扬州更为繁盛。玄宗天宝时，此城人口已达46万，后又增至50万。唐代时外国人来此经商者极多。《旧唐书》记载：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淮西节度副使刘展举兵作乱，平卢副大使田神功率兵马讨贼。但神功到扬州后，大掠居民资产，胡商大食（即阿拉伯）、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可见该地聚集胡商之多。扬州地处要冲，是珠宝集散地。富商大贾，多携珠翠珍怪来此。
位于洛水北岸，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之城市。自东周迄隋、唐、后梁、后唐，建都几近千年。隋炀帝时辟为东都，更形繁荣。唐代定都长安，高宗移都洛阳，武后时改称神都。
玄宗五次来洛，居住达十年，其人口极盛时达130万左右。唐代诗人王建有“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及“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北中游”之句，反映了洛阳经济繁荣之景。
在隋唐时代，与广州、扬州并称为中国四大海外交通贸易港的还有泉州与交州。就以而言，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泉州已成为晋江地区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且是著名的海外交通名城。
隋为洪州，汉称豫章。此地舟车畅顺，形势险要，有“襟三江而带五湖”之称。夏商以前，此处已有渔猎、农耕及纺织等生产活动。唐代时已成政治、军事及经济重心的大城。其地为盛产鱼米的鄱阳湖平原地带，与珠江流域的广州、长江流域的江陵、扬州等大工商城市连贯通畅，使南北客商，聚集于此，造成“珍异百货，汇集如山”。
南昌城的南北设“市”，即当时的贸易场所，由政府官员督导管理。南昌亦多产优良木材，求利者采之，将之运到扬州，利润可达数倍。玄宗天宝五年时，有一位杨溥，与几位同伴入山采伐木材，适逢大雪之冬夜，深山无处寄宿，数人便同宿于横卧之中空大木中，借以避寒。既可运输大木，可见南昌水陆交通称便也。
为中国南方对外贸易之最大城市。秦时已为岭南地区的政经文化中心。梁朝时已有印度、锡兰及南洋各国商人来此贸易，输入宝玩、香料、药品等；中国出口则以丝绸、瓷器为大宗。隋唐时代，亦以酿酒、丝织、陶瓷及炼铁等业最为发达。于开元二年设市舶使，扩大与南太平洋及印度洋诸国贸易，其对外贸易量为全国第一。
武后时，广州有昆仑舶到，停泊于市外之港口。有前都督路元叡者冒取其货，舶上酋长不能忍受，杀了路都督。当时广州都督王綝对此事不了了之，史称“秋毫无所索”。一方面乃国人犯错在先，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中外商贸之和平相处，免得节外生枝。
玄宗开元年时，柳泽为殿中侍御史兼岭南监选使时，正有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及波斯僧等广造奇器异巧向朝廷进贡。
有各种外国货轮，名叫“南海舶”者，每年均驶来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其中以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的货轮为最大。船高数丈，置梯以便上落，堆积宝货如山。每有蕃舶到港时，郡邑为之喧阗。随即由市舶使将其货名一一录下，命蕃商缴纳“舶脚”（即关税），其中有若干珍异之物则禁止上岸，蕃商往往有因欺诈而入狱者。此种货舶，史载常有因大风浪而沉没者，甚至传说有为长达1000余尺之海鳅所吞。
唐代很多大城市，都是运输方便商业繁荣的中心。除了上述所介绍的以外，其他有：
自从隋唐两代开掘大运河后，已成为江南地区的航运中心。苏州是中国著名水城之一。苏州城中就有300多座桥。唐代诗人说：“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正好说明苏州的繁荣景象。
在唐代已是东南地区的重要商港。此城与波斯、大食（即阿拉伯）、高丽及日本等国均有贸易往来，并设置“博易务”的商务机构，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其繁荣之景象与苏州不遑多让。“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等都是对杭州的写实。
距离江西省会南昌250余公里的产瓷名镇，隋代开始已烧制名瓷。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7世纪初），有一市民将瓷器进贡给朝廷，从此其瓷器名震天下，中央并派员管理制瓷业，设置监务厅的机构。
玄宗天宝元年，中央政府对景德镇的制瓷业更为重视，王室已用当地瓷器作祭陵之器皿。
亦称汴州或梁州。大梁城为其治所。隋炀帝疏通汴渠以连接淮河与黄河，汴州居运河中心而日趋繁盛。安史之乱后，长安、洛阳遭受破坏，开封益见重要。至宣宗时，其经济地位更为突出。
为长江中游之大城，又名荆州。天宝年间，安史之乱造成中原频仍之战祸。中央政府依赖南方之财赋转殷，江陵因具备地理上的特殊条件而变得更为重要。
古称潭州，唐末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马殷为长沙武安军节度使，向建立后梁王朝的朱全忠效忠，得封楚王。后唐时，马殷“置邸务以卖茶”，鼓励民间制茶并发展通商，提高了经济效益。
天宝年间，因有宽大而水深的吴淞港之利，便于商船出入，成为东南沿海贸易的良港之一。
是隋炀帝时所开掘大运河——永济渠北段的起点。唐代以此地为军粮城的起点。有平虏渠联系海河与蓟运河。至唐代中叶，天津成为转运南方丝、米的重要口岸，其地位日见重要。
亦在长江中游地区，为汉水与长江的交汇点。唐时，武汉城外的南市和鹦鹉洲成为繁盛之商业区，来往商船如过江之鲫，货物堆积如山。李白有诗道：“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到了宋代，诗人范成大描写武汉道：“廛闬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又说：“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可见宋时经济仍然繁荣。
位处浙东。“据会稽之东，抱负沧海，枕山蔽江，重阜崇岭，连亘数千里，又为海道辐辏之地。”唐高祖武德四年，在宁波置鄞州；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因宁波境内有四明山，故改置明州。宁波在唐代已是一繁荣之贸易港口，史称“海外杂国，贾舶交至”。政府在此设市舶使，专职对外管理商务。此港口在当时已成为对海外输出瓷器的“陶瓷之路”。日本商人及使节归国时多向明州采购越瓷回国。当时中国亦有巨商李延孝、张友信等将越瓷及佛像等运销日本，回程时将日本砂金、水银等货带回中国。说明唐宋时期，宁波已成为中国越瓷的重要出口港，为后代“海上丝绸之路”之出口港打下了基础。
在宋后称为徽州。安徽省之名原来便是取“安庆”、“徽州”两地名之首字合成。此地自古文风很盛，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之称。古时徽州由于“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往往仰给四方”，因此偏重于商业及手工业发展，当地士族官僚已兼营商业。将歙县地区所产之米、盐、丝、茶、纸墨、木材借新安江水运往扬州、苏州及杭州等地外销。玄宗开元年间，开始大量生产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以及徽墨等，对外贸易已经很盛。
在汉代时已有海外贸易。唐代时在经济及文化事业的发展上已很迅速。当时，福州的茶叶生产及制盐业已极发达，其中尤以福州方山所产云雾芽茶名闻遐迩。唐代诗人黄夷简有诗“宿雨一蕃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以称美云雾芽茶。僖宗中和年间，福州的经济更为繁荣。
7.唐代华商与外邦的贸易及交流
根据史籍记载，当时国人也有去海外各国经商者。如《岭表录异》记述，每年，广州有华商乘铜制货船载国产货物前往安南，与彼邦商人换取安南土产，交易而返。
说起中国各地物产，何止千百种，实不胜枚举，今据《大唐六典》略举其各地所产之荦荦大者，如下：
中国地大物博，国产货物不但供自用，亦可出口外国，以换取本国所需之货品。
唐代时中国商人不但常去安南，且亦常去东南亚、中亚各国经商，甚至可能有远至欧洲者。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等史籍所载，华人曾到下列各国经商者，今略述于下：
唐代华商除前往上述各国经商外，尤与波斯、朝鲜、日本及缅甸各国来往密切，以下逐一描述。
古国即今日之伊朗。上文谈到中国在唐代时，各道盛产丝绸。公元前5世纪左右，中国已有丝绸传入波斯。此后打通了“丝绸之路”，中国与波斯的贸易日益频密。
唐代时的中国，与波斯的关系不仅涉及商业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也有理想的发展。
公元7世纪中叶，正值唐代初年，当时的波斯被阿拉伯帝国（大食）侵占。
波斯王俾路斯偕其子尼聂斯逃到长安，受唐高宗款待而得到安置。20余年之后，俾路斯客死长安后，由吏部侍郎裴行俭派兵护送尼聂斯返波斯。但途中受阻于吐火罗（今阿富汗），只得折返长安定居，直至其病逝为止。可见唐时中波两国的交情深厚。
唐时波斯人定居长安最著名的是李珣兄妹，李珣成为名诗人，其祖先早年来长安贩卖香药，落籍四川。由于李珣先人在华数代贩卖香药，因此李珣不但能诗词，亦懂很多药物学知识，曾编写《海药本草》一书，介绍了不少波斯药材，成为后来李时珍的参考书之一。可以说，他也对中药学有所贡献。
唐代的波斯商人多群集于长安、广州两地经营商业，现在中?９９ｌｉb?国西北及黄河中游至广东省一带，经常发掘出波斯王朝的银币，可见当时波斯人在中国经商地之广了。
中国的养蚕织丝法是在5世纪时传给波斯。以后“波斯锦”之闻名于世，实出于中国之所赐，但他亦同时影响了唐代的织锦风俗。
中国的造纸术在8世纪中叶传入波斯、大食等国。天宝十四年（公元751年）时，大食人在中亚一场战争中，有若干唐代士兵被俘虏，其中有造纸工匠，因此中国之造纸术首先传入波斯、大食等地。
此外，以上提及的波斯人李珣及其妹李舜弦，精通中国的诗词格律。李珣的一首《南乡子》：“春酒香熟鲈鱼美，谁同醉？缆却扁舟篷底睡。”竟把中国文学也传播到彼邦去了。
说起，就是现在的韩国和朝鲜。唐时，朝鲜分成高丽、百济及新罗三国。
中韩关系，很古就已建立。早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两国就有来往了。韩国的文字，本来就袭用汉字。现在虽已大部分改为自己创造的字形，但仍有汉文字迹可寻。尤其是那面韩国国旗，中间一个阴阳太极图，四角是八卦中的四个卦象，要说不是沿袭中国文化的原理而来，任谁也不能相信吧！
由于隋末中朝两国人口互有流动，高丽人进入中国境内者不少，中国人亦有去高丽者。唐高祖时实行互换两国流入对方的人口，以建立边境的秩序。
唐太宗时，高丽、百济及新罗三国均有派遣贵族青年来长安留学。此后，中朝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有长足的进展。
新罗当时经常派遣使节来华祝贺春节，大约在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近200年间，曾来贺节达21次之多。其中包括赠礼、国丧致哀及祝贺新君继立等。此时亦有新罗商人成群结队地乘船经黄海来华经商。
他们来华经商的地区包括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楚州（今江苏淮安）及泗州（今江苏泗洪）一带城市。
新罗商人携来朝鲜特产包括牛黄、人参、朝霞油、鱼牙锦及海豹皮等。新罗货品输华数量之多为当时各国土特产输华之冠。新罗商人自中国携回之货物包括金银器皿、五彩绫罗、紫罗绣袍、瑞文锦绣及药物等。
当时中国政府特在楚州等地设立“新罗馆”，以处理两国间之商务。当时在中国扬州、涟水、诸城、牟平及文登等城市，聚居新罗人无数，称为“新罗坊”。
唐代末期，新罗来华留学之青年更多，有考中进士的，称为“宾贡进士”。留华担任官职者为数不少。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冬，新罗王子金士信来华，航行海上时遇狂风被吹到楚州盐城县登陆，由当地官员妥为接待并及时向朝廷呈报。同年，新罗有饥荒，有170人渡海逃来浙江，亦由当地官员予以接济。
与中国文化的渊源极为深厚。日本的文字早期几乎都是袭用汉字，近代他们才渐渐减少用汉字。但什么书道、茶道甚至武术或禅宗佛教都是传自中国。有人说，徐福就是日本的开国天皇，多位中国学者作了研究，此说可信其无，亦可信其有。
但在近代史上，日本常常侵略中国，可谓数典忘祖，不脱小国寡民的狭隘胸襟。其实在历史上，尤其是唐代，中国对日本是很友好的。
唐太宗贞观四年直至唐昭宗乾宁元年间（公元630～894年），日本共派出来华“遣唐使”达13次，日本派船迎送大唐赴日使者6次，共计19次。初期日本的使节团每次不过一两条船载来一二百人而已。
但8世纪后，日使来华每次多至四船五六百人，包括副大使、留学生、学问僧、医生、警卫、翻译、船匠及商人等。他们来华后深入研究唐代的政制、文化及经济各项。
公元7世纪中叶，日本“大化革命”事实上是参照了唐代的律令制度、学术思想、文化科技甚至风俗习惯。例如日本当时实行的“班田法”，此法即每隔六年，日本政府按人口分田给国民一次，得田者得向政府缴纳租、庸、调。受田者死后，田地归还政府。其实此制即是参照唐代租庸调制而订立的。
日本的两个都城——奈良和京都，亦是仿照唐代长安城的规模而建立。此一时期，诸凡中国的文字、建筑艺术、制造水车、冶炼金属、中医药典、订制历书、绘画书法、音乐舞蹈以及七夕、重阳等各种节令，一股脑儿都给日本学去了。所以，日本受中国文化熏陶甚深。
天宝十五年，唐代鉴真大师率20余众东渡日本，协助奈良市建造唐昭提寺的规划工作，并传授日人以干漆法塑制佛像。
此法后被称为唐昭提寺派，使日本雕塑艺术有了突破；鉴真大师又传授日人以中医中药知识，为彼邦人士医治疑难杂症。鉴真大师圆寂后，日本学者淡海三船写了《唐大和尚东征传》，将其肉身的干漆坐像置放唐昭提寺，被尊为“国宝”。
同一时期，日人晁衡来长安求学，学成在华做官，与王维、李白做了知己，李、王两诗人均有诗记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在2100年前，中国四川的特产竹杖和蜀布已在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出现，原来这些四川特产是从缅甸经印度再运往其他国家。此事记载于司马迁的中。
唐代时，的骠国（今缅甸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部）及堕和罗（今泰国南部）、室利佛誓（今苏门答腊）及诃陵（今爪哇）等国，都与中国建交并通商。他们分别把香料、珠宝、棉布、犀牛、大象等运销中国，并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及工艺品返国。
至于南亚的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尼婆罗（今尼泊尔）及罽宾（今巴基斯坦）等国与唐朝亦有通商。如师子国来广州的商船为当时外国船舶来华之最大者：天竺的佛学、历算、医学及制糖术及罽宾的珠宝，都在唐时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纸张及造纸术同时传入彼邦。
中国大唐高僧玄奘法师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自长安出发，到天竺求经，途经新疆、中亚等地区，除携回大量佛经外，还撰写《大唐西域记》，将所经中亚、南亚130余国的历史、风土和地理情况加以描写，可作为研究该地区中古时期的珍贵史料。
又如唐时横跨亚、欧、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中国称其大食国。自唐高宗永徽年间开始，大食人便从海、陆两途来华经商，他们多到长安、洛阳、扬州、泉州及广州等城市，出售药材、香料、珠宝等物给中国，并将中国丝绸、瓷器、造纸术、炼丹术和养蚕织丝技术输往欧、非两洲。中国文化及产品传入欧陆，大食起了中介的作用。
此一时期，中国高僧常有去天竺求佛经的。如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范阳人（范阳即今北京）义净法师自广州乘船前往天竺，在那烂陀寺习佛经十年，又去苏门答腊等地多年，直至武则天证圣元年才回洛阳，带回佛经400部，并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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