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武力收复南京之后，中国的战争一下子减少了一半，但捻军的战乱依然还在，中国还是没有完全获得安宁。捻军的造反开始于山东的无业游民。到了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的时候，洪秀全占领安庆、南京，安徽全省都非常惊恐，捻军趁着这股势头兴起，在宿州、亳州、寿州、蒙县这些地方作乱造反，在安徽、山东、河南一带横行霸道，每到一个地方就进行掠夺，官兵都没有办法制止他们。其中也有奉命监督军队攻打他们的大臣，但总是被捻军打败，所以捻军的势力越来越猖獗。等到咸丰七年冬天的时候，捻军的骑兵去骚扰直隶有名的府邸以及其他地方，于是北京戒备森严。

        现在把捻军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一直到李鸿章前去监督军队为止，政府每次派出去平定捻军的统帅列表如下：

        在庚申这场战役中，咸丰皇帝离开北京，前往热河避难，捻军抓住这个机会，趁机侵略山东，在济宁展开疯狂的掳掠。德楞额和捻军作战，但是败得非常惨，朝廷指派蒙古科尔沁的亲王僧格林沁率领军队追剿那些捻军，可谓十分骁勇。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太平军的几个部队首领陈得才、蓝成昌、赖汶洸等人归到了捻军部下。捻军的首领张总愚、任柱、牛落江、陈大喜这些人各自率领上万的士兵，在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的各个州县不断出没，来去飘忽不定，行动迅速，像是疾风暴雨一样，猜不透也摸不清他们的行踪，朝廷官兵疲于奔命。同治三年九月，好多捻军侵入湖北，疯狂掠夺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蕲州等地。舒保在战斗中死亡，僧格林沁的军队屡屡被击溃。僧格林沁这个人勇猛剽悍，但是不爱读书，也没有什么学识，自己领导的军队纪律也不经常整顿，他们到过的地方，奸淫掳掠，十分残暴，和太平军、捻军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湖北省的人民都非常失望。

        当时南京刚刚被武力收复，太平军残留下的士兵投靠到捻军那里的有上万人，他们又转移到河南、山东，掠夺这些地方的城市。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春天，僧格林沁下定决心要率领骑兵追杀捻军的首领，一整天行军三百里。到了曹州后，他的部下有很多人情绪怨愤。四月二十五日，僧格林沁不小心中了捻军首领的圈套，大败，他坚持抗争，不小心从马上坠落摔死了，整个朝廷震惊，对他进行了沉痛的哀悼。朝廷火速任命曾国藩做钦差大臣，监督操办直隶、山东、河南的军队事务，不久又任命李鸿章任职两江总督，作为曾国藩的后勤保障。

        从前官军对捻军的作战方略只有追击这一种，常常辛苦费力却没什么成就和功劳，虽然有时也会堵截一下，但也仅仅是小修小补。我们进一步说，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不是苟且作战，给了敌人实力增长的机会，就是急躁冒进，没有对于全局的规划和自己的谋略，最后使自身的兵力受损，从来没有站在全局的角度，做全盘打算，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此种情况的作战方略，所以打了十几年的仗，都没有什么成就。自从曾国藩接受使命以来，才开始制定围剿敌人的长远的规划策略，他说一定要先把敌人都驱赶到一小块儿地盘上，然后就可以聚集优势兵力一起歼灭他们。李鸿章按照曾国藩说的做了，终于平定了中原。

        曾国藩是一个称得上君子的人，总是用兢兢业业、持盈保泰、急流勇退的信条来进行自我鞭策。南京被他们用武力收复之后，他平生的志向已经实现了，所以就希望功成身退。等到僧格林沁阵亡，捻军的气势快要逼迫到京畿地区时，情况十分危急，曾国藩在危急关头，朝廷都快要战败的时刻接受任命，义不容辞，所以又勉强接受这项重任。但是他自己深刻地认识到，湘军的颓废现象已经非常严重，恐怕不能再打仗了，所以就把他们撤下来，而只用淮军赶赴前线杀敌。原来曾国藩刚刚接到这项任命时，他内心想把这个职位让给李鸿章，让其成就功业，这个愿望已经存在很久了。等到了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的十二月，他因为身患疾病辞去职务，然后朝廷命令李鸿章做代理钦差大臣。曾国藩回到了两江总督的职位，负责后勤保障等事宜。

        李鸿章围剿捻军的战略战术是这样的，他认为捻军已经在流落逃亡，只要设法阻止他们继续流窜，然后集中兵力对他们进剿就可以，这算得上是最好的策略。明代的孙传庭曾经说，剿灭逃亡的贼寇应当一直驱赶他们到非常困难的绝境，在他们快要不行了、坚持不住时再追杀他们，如果不这样的话，在各自都非常强盛的时候靠激烈的战斗分胜负，那么就算是打赢了也不可能彻底消灭流窜的贼寇。李鸿章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同治四年十一月，他曾经上奏圣上说，必须把他们逼到地形复杂的地方，故意放弃那些地盘，引诱他们进去，再集合各个省份官兵的力量，从三四个方向围住他们、困住他们，后来这项任务大功告成，这个方法确实是非常有效的。

        那一年五月的时候，任柱、赖汶洸等大批人马深入山东地区。李鸿章命令潘鼎新、刘铭传拼尽全力追捕，想要把他们逼到登莱海的一角，然后想办法在胶州、莱州的交通要道围困他们，使得他们无法向北逃窜到京城，向南不能蔓延到淮南去。六月的时候，李鸿章亲自去济宁统兵作战，分析了形势之后，认为任柱、赖汶洸那些人都是经历过上百场战斗后保存下来的精锐，里面还有游兵和单独招募的勇士，既狡猾又十分剽悍，让人无法轻视，如果还没有准备好足够的兵力就去围剿，逼他们过紧，留给他们的地方又过于狭小，让他们看出这其中的计谋，他们一定会着急往外逃窜，迅速跳出包围圈，那么到时候整个局势就会再次不利。于是，李鸿章等制定政策先防止他们把运河作为逃出去的路线，以此来截断东捻军的退路，然后控制住胶莱，截断交通要道。但是山东巡抚丁宝桢一心想要把贼寇驱逐出山东省，对李鸿章的战略措施表示强烈的不满。七月的时候，敌人的军队突然攻打潍河，东边省份看守的将领王心安只是驻守躲避在庙里，放任敌人的军队偷渡，于是胶州、莱州的防线逐渐崩溃。那时候诽谤声纷起，朝廷对李鸿章的责备越来越严厉，甚至出现了改变战略的建议。李鸿章又上奏朝廷，认为捻军围绕着运河来来回回侵扰，政府派官兵分不同的方向驱逐他们，那些地方虽然受到蹂躏，但是受害的地区只不过是几个府县；如果把他们驱赶到运河以西，那么将会有更多的省份受到无穷无尽的侵害，同样都是国家的土地，同样都是天朝的子民，这样说未免就太歧视那些地方了。朝廷这才坚持之前的战略，没有更改。十月十三日的时候，刘铭传在安邱、潍县之交的地方和捻军打仗，获得了胜利。二十四日的时候，刘铭传追击到赣榆，和骑兵统带善庆并肩作战，在战斗中杀死了任柱，于是东捻的势力就衰落了下来。

        二十八日那天，潘鼎新在海州上庄和敌人决一死战，击毙了很多剽悍的捻军。十一月十二日的时候，刘铭传、唐仁廉等人在潍县、寿光侧面包抄敌军整整一天，敌人军心动摇，来投降的越来越多。此后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每场战斗都取得了胜利。到了二十九日的时候，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这些人，偷偷追了七十里路，追到了寿光弥河那边，开始与敌军交战。大战了十几个回合，又往前追了四十几里路，斩除俘获一共大概三万人，捻军精良的武器装备、骡马等一股脑儿全丢下了。李鸿章在上奏的折子里，说了“战士们回到军营后，我亲自前去看望安慰他们，他们看上去都饥饿疲惫，劳累过度，脸上没有血色”这样的话。赖汶洸在弥河那场战斗中失败后，掉进了河里，但是没有死，又再次集结了几千名骑兵，冲出了六塘河的防线。黄翼升、刘秉璋、李昭庆等人率领水军、步兵和骑兵跟在后边穷追猛打，赖汶洸的队伍只剩下几百人，被他们逼到了高室水乡。李鸿章先前派出的统率华字营的淮军勇士吴毓兰，正好在扬州的运河阻拦防守。各支部队合力，前面拦截，后面追击。十二月十一日，吴毓兰活捉了赖汶洸，东捻军就全部被解决了，鲁、苏、皖、豫、鄂五个省份的乱军都被肃清了。

        李鸿章把胜利的消息上奏朝廷后，又附带陈述了他的这些军队围剿捻军以来，驰骋追逐敌人走了很多省份，辗转战斗了很多年，每天要行军一百里，还必须忍受饥饿、忍耐寒冷，还要忍受别人的谗言、别人的讥讽，经历了很多人生从未有过的苦困的境地。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等人多次申请离职，李鸿章请求朝廷允许他们稍微休整一阵子，不要把他们再调到远处役；并以积劳成疾的理由为刘铭传代请假三个月。从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正月开始，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大部队突然从山西渡黄河向北，逼近北京城下，震惊北京。初七、初八，朝廷屡次命令刘铭传和善庆等步兵、骑兵营迅速奔赴河北剿灭西捻军。李鸿章因为刘铭传因病还在休假，不忍心立刻把他调过来，于是就率领周盛波的盛传马步十一营、潘鼎新的鼎字军全部，以及善庆、温徳克勒的骑兵部队，陆陆续续地向下一站进发，从东阿渡过黄河，命令郭松林、杨鼎勋整顿大部队，之后再跟着一起前进。

        与西捻的这场战役，跟东捻那场战役相比有更困难的地方，一个原因是黄河的北边都是平原，没有高大的山脉和宽阔的河流限制阻碍敌军。张宗禹非常狡猾，了解官兵，他流窜骚扰北方的平原地区，抢了很多马匹，忽来忽去，飘忽不定，瞬间就能出现在百里之外。政府想要设置一些土围子来困住他们，但是地势不合适，而且他们有了任柱、赖汶洸的前车之鉴，一见到政府要设立障碍围捕他们，就立刻拼尽全力冲出去，不给政府官兵留任何机会修筑工事，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第二就是淮军的所有人都是南方人，渡河来到北方，习惯和这边不一样，风气和习俗跟北方人差别很大，南方人的性情、口音和北方人都不一样，而且吃米的饮食习惯也跟北方不一样，马队少，喂马吃的麸料还短缺，这是第二个大的困难。于是李鸿章开始使用坚壁清野的办法，认为“前边的任柱、赖汶洸这些贼寇，在中原的好多省份流窜，害怕墟寨超过害怕政府官兵。河南的东边、安徽的北边，民风强悍，被捻军迫害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所以逐渐修筑墟寨，因此捻军到了那边也是经过一下就走掉，不能长久停留。近些年来湖北、陕西被骚扰得最厉害，因为那里一向没有墟寨，现在开始筹划修筑来不及了，捻军才得以在那里盘桓，贪婪地掠夺，使得他们的气势越来越嚣张。直隶、山西两个地方从来没有土匪的祸患，民风淳朴怯懦，不知道修筑墟寨防守。张总愚本来就极其狡猾，又是出身于穷困的盗贼，南边有黄河阻挡，他便在黄河以北到处横行，他到过的地方，百姓都惨遭蹂躏，受到很大的惊吓，这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实在是可悲可叹的事情。（中间省略）自古以来带兵打仗，一定要进行双方各方面实力的对比。捻军不一定比政府官兵强大，但是他们马匹多，而我们马匹少，自然他们就有我们赶不上的优势；他们可以随处任意掠夺粮食，我们只能在当地购买粮食，贼寇经常可以吃饱，但是政府官兵常常是要挨饿的，这方面我们又比他们差。今天想要断绝贼寇的粮食来源、马的来源，只能是苦口婆心地规劝，严肃地告诉河北的乡绅和村民抓紧时间修筑坚固的墟寨，一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和危险信号，就把粮食、牲畜等藏起来，既可以保护自己的家，又能把反贼置于绝境”等等。西捻的平定，确实有赖于这条政策的实施。

        四月的时候，李鸿章上奏皇上请求让刘铭传统领全部前方的抗敌将士，朝廷同意之后催促他赶紧行动，李鸿章命令淮军和直隶民团、山东的民兵一起，沿着黄河和运河，修筑长墙沟壕来逼迫敌人。李鸿章选派各部队轮流攻击敌人，倒替休息，那些追击了敌人很久、又累又乏、必须休整的部队就在运河的东岸选择有利地形扎营，驻扎在那里，等到捻军接近的时候，立刻起来迎战，反击他们，改剿为防。李鸿章又派张曜、宋庆分别驻扎在夏津、高唐一带，程文炳驻扎在陵县、吴桥一带，为运输和防守做掩护。左宗棠也派刘松山、郭宝昌等部队，在从连镇北边到沧州一带的河流的东岸分别驻扎，和杨鼎勋等部队在战斗中互相接应御敌，这一切都安排好之后就开始进攻围剿捻军。

        五月的时候，一股捻军向西北逃窜，各部队分别阻击他们，多次获得胜利。李鸿章于是趁着黄河水上涨泛滥的时候，缩小了包围圈，把运河当作外面的包围圈，而把恩县、夏津、高唐的马颊河，截长补短，作为内部的包围圈，把窃贼逼迫到西南方向，一层一层设置圈套。五月到六月中旬的时候，各部队依次取得战斗的胜利，敌人的气势迅速衰落，投降的和散落的渐渐多了起来。六月十九日到二十二日，政府军队乘胜追击，每次战斗都获得了胜利。二十三日，张总愚渡河向西南方向逃亡流窜。二十四日，从平原逃向高唐。二十五日，潘鼎新追了他们一百二十里，冒着大雨到达了高唐县。这时候捻军已经逃向博平、清平一带，想要偷袭运河，但是政府官军早就在马颊河西北岸修筑了长墙几百里，足以困住捻军了，等到捻军发觉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入了埋伏的地方，可以逃跑的地方越来越狭窄，马上就要陷入绝境。那时候各部队已经追了很久，疲劳乏累，于是李鸿章就派刘铭传率领生力骑兵前来参战，官军的士气顿时大振。二十八日，他们把敌人围困在黄河、运河之间的狭小地区，刘铭传调集骑兵、步兵进行攻击，追出去几里地。捻军恰好遇到东边来的郭松林的部队拦住他们的去路，又恰好赶上河道分叉，水流湍急，河里有泥，很容易陷进去。刘铭传、郭松林两军的马队有五六千人，交叉合作，一起对敌人进行攻击，擒获和斩杀的敌军数都数不过来。张总愚仅仅带着手下的十个人向北方逃跑，很快便投河自尽。西捻军被肃清了，中原恢复了和平。当年八月，李鸿章进京觐见皇上。

        李鸿章用兵的方法是先制定谋略，然后再行动，预测敌人的行动非常准确，所以在军中总共十五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受过什么大挫折。虽然这看上去是上天眷顾，运气好，但这也是和个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他围剿太平军的时候，用区区三个城市的立足之地，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扫荡平定了整个苏南地区；他围剿捻军的时候，对方是朝廷十几年都没有办法剿灭的剽悍强劲的对手，那么多将帅都没有办法消灭他们，对他们无计可施，他也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他们全都歼灭了，好像是老天已经设定好了一样。他对待下面的将士，都是以朋友道义和他们交往，和他们相亲相爱，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他的部下都非常乐意为他卖命，李鸿章是真正的将领，是适合做将领的人才！不过，李鸿章从事军事的生涯，实际上是和曾国藩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同步的，他们不只是推荐人和从事者之间的关系。在他平定太平天国的时候，是由曾国藩统筹全局的，肃清长江上游的太平军，曾国藩的军队围剿南京，牵制阻挠敌人的兵力，所以能够让李秀成一直疲于奔命，让李鸿章有了可乘之机。他平定捻军，一方面继承学习曾国藩所制定的军事方略，而之所以士兵们能有粮食填饱肚子，都是因为有一位十分优秀的两江总督在他身后支援，让他没有后顾之忧。除此之外，李鸿章曾经跟随曾国藩的军队好多年，深受军队里道义的熏陶，练习用兵之道，他这一生的做人态度，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他治理军队、领导将领、在军营里开诚布公、提振士气的方法谋略，没有一个不是从曾国藩那里学习来的。所以先有曾国藩的教育，然后才有李鸿章的造诣，李鸿章对待曾国藩像侍奉父母一样尊敬，像对神明一样敬佩，不也是应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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