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这两个字，其实算不上是李鸿章的专用名词。但是，本着名字跟着主人的原则，为李鸿章作传，那么就不能不用“洋务”这两个字总结概括他中间二十多年的事业。李鸿章之所以被全天下的穷酸文人唾弃、辱骂，是因为洋务运动，他之所以被那一代的趋炎附势的人追随也是因为洋务运动，我之所以一方面夸赞李鸿章，一方面责备李鸿章，一方面为李鸿章惋惜，还是因为洋务运动。说李鸿章不懂得什么叫作洋务，在我看来，中国参与洋务运动的人士没有能比得上他的。说李鸿章真的懂得洋务，那为什么别的国家因为洋务运动而更加兴盛，但是我们国家却因为洋务运动而衰败呢？我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李鸿章只知道有洋务，却不知道有国务，他认为洋人所办的事务就是洋务。在这里，我尝试总结了他平定起义军、捻军之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所办理的有关洋务运动的各项事情，列表如下：
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
选择通晓时务的官员主持，
并在人才选拔制度上稍加变通，
通过洋务考试也可以做官
以上所罗列的李鸿章办理的洋务，大概就是这些。总结他的主要内容，不外乎两类：一是军事方面的，比如买船、买武器、制造船舶、制造武器、修筑炮台、修建船坞等这些事情；二是商务，比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的金矿等等这些。中间虽然有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去外国游学这些事情，大部分也都是因为军事需要，要不就是用来培养和外国交涉、能够用来担当翻译的人才。李鸿章所见到的全部的西方人的长处，也就是这些而已。
海洋、陆地上的军事，是他这辈子倾注自己全部精力的事情。人们常说，他是凭借善于作战才立下了那么多功劳，树立了威名，但是他之所以会取得成功，实际上是因为他经常和西方军队一起作战，目睹了他们使用武器的厉害，从而把那些东西拿过来使用，所以在平定叛乱之后，他深深感到中国的军事实力平定内乱有余，抵御外来侵略却远远不足，所以他兢兢业业，把强军作为重中之重。这样不能不说他的眼光要比寻常的普通人高出很多，而他把一辈子的心血也都倾注在了这上面。下面计算一下中日爆发战争之前，李鸿章手底下的兵力大略为：
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直隶淮军训练勇士二万多人，大概如下：
以上合计共四十九个军营，两万五千人左右。
李鸿章倾注全部的精力来经营这海陆两支军队，自己一定是有把握的。光绪八年（一八八三年），当时法国人在广西故意肇事挑衅，朝廷商议要集结军队在京畿地区防守，李鸿章再次上奏，说“臣练兵，购买新式武器，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虽然因为拨下来的经费太少，我不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志向，但是临阵对敌，也不至于孤注一掷，让皇帝担惊”。他如此自信，也大概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来。但是哪里想到，中日双方一交战，那些巨大的战舰，有的受到创伤，有的完全被击毁，有的被敌军缴获，淮军和新练的陆军每次作战都失败，以前积累的名声全部丢尽，淮军遗留下来的残破舰船，再经过八国联军在天津大沽的这场战役，跟着罗荣光、聂士成一起被烧成了灰烬。于是他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三十年的积累、三十年所用心培养的、三十年所精心布置和描绘的那些，一切都烟消云散，就像昨天做的一场梦一样消失了。一直到李鸿章去世，他倾注心血经营的大本营天津还在外国人手里，尚未收复。哎呀！李鸿章啊李鸿章，我知道你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
至于李鸿章失败的原因，一半是因为群臣商议没有统一的结果阻碍牵制了他，一半是李鸿章自己造成的。他自己的责任里，一半是因为用人不当，一半是因为见识不够。当时他立了大功后，正是功劳和名声鼎盛的时期，他自己觉得自己非常厉害，觉得自己能力很强，认为天下所有的事都非常简单；他对他曾经的老部下念旧情，曾经共患难过，所以今天要共同享有这份富贵，他顾着往日的情分偏袒他们，现在要他们互相推荐，把他们安排在重要的位置，交给他们重任，都顾不上问他们的才能能不能胜任这些岗位，所以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常把事情搞坏，耽误了大局。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李鸿章只知道单纯训练士兵，却不知道士兵是怎么来的；他只知道单纯筹集军饷，却不知道军饷是怎么来的，因此做了很多细碎烦琐的事情，最终没有什么成就，这又是其中一个原因。在下节会更加详细地说明这个。
李鸿章办理的那些商务也没有一个取得较大的成功的，没有别的原因，都是被官督商办这种政策拖累的。中国人最擅长经商了，就好像是天赐的本领一样。只要让国家为他们制定商业法律，广阔地开辟市场，保护获得财产的权利，自然能够使得土地没有废弃的财物，没有废弃的劳动力，国家的富裕和强大指日可待。但是在今天，每次要办理一个新的商业项目，先要把这件事上奏给朝廷，并且还要为这件事派遣相关的大臣监督操办，就算是选用的人非常恰当，也会因越俎代庖而坏事。况且派去的大臣常常是奸诈、腐败的官吏，他们把自己的官位看作自己发财的利器，依靠手中的权力把持事务的管理大权，要挟别人，狐假虎威，把持着大局，那些已经入股的人怎么能不寒心呢？那些准备入股的人又怎么能不驻足观望呢？所以中国商务一直都无法兴盛，也可以称得上是李鸿章倡导的官督商办主义为它埋下的祸端。
我敢用一番话武断地说：李鸿章确实是不知道国家事务的人，他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国家和政府之间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政府和人民各自有什么权力和受限制的地方，不知道大臣应当尽的责任。他对于西方国家富强的真正原因十分茫然，完全没有认识，以为我们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文物、风俗，没有一个是不比其他国家的优秀的，那些不如西方国家的东西，只有枪支、大炮、船舶、铁路、机器，我们只要学习他们这些，那么洋务运动这件事就算完成了。这是近些天来全国上下谈论时务的人所倡导的论调，而李鸿章确实是这一派别中已经有三十年资历的老前辈了。那句话说得好，无盐效仿西施的笑容，寿陵人邯郸学步，终究只能是越学越丑，最后没有什么收获，反而弄巧成拙，这是必然的。
尽管如此，李鸿章的见识确实还是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我曾经看过他在同治十一年五月关于不可以裁撤轮船制造的二次讨论的折子，上面说：
微臣个人认为欧洲各个国家，这百十年来，从印度到南洋，从南洋到中国，闯入中国边界心腹地区，实在是之前的历史没有记载的。从古代开始，凡是没有和中国通商的，没有一国不客气地拜访边关，来向中国请求互相通商的。咱们皇上就像天朝上国的统治者一样，用签订条约的方法笼络这些国家，现在地球东南西北合起来总共九万里那么远，居然全都聚在中国，这是三千多年来局势的一个巨大的改变。西方的人专门仗着他们制造精良，威力巨大的枪支、大炮、轮船，在中国的领土上面横行霸道，中国一向用的武器装备比不上他们的先进，所以才受制于西方国家。在今天还说攘夷，说要把西方国家的人全都驱逐出境，这本来就是不负责任胡说妄想的话。如果想用和平方式守住这片疆土，也不是没有武器就能保得住守得住的。（中略）那些士大夫禁锢在章句的学问里，对数千年来这么大的一个变化的局势保持愚昧的态度，满足于眼前苟且偷生换来的暂时安宁，而那么快就忘记了二三十年的那么痛苦深刻的巨大的创伤，也不去想此后的千百年怎么安定国家内部，抵御外来的侵略，这是停止修建轮船的商议之所以会出现的原因。臣愚钝地认为，国家的一切费用都能省一些，只有养兵、边防、制造枪炮、制造打仗用的轮船，这些开支万万不能节省，如果要省就是什么都不要了，国家最终还是不能强盛起来。
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因为台湾事变筹划建立海防，李鸿章上奏的折子这样说：
在这里总理衙门陈述请示六条。目前的当务之急和日后久远的打算，没有什么遗漏的，实在是挽救时局的最重要的对策。其中不容易一下子办好的原因在于，难得优秀的人才，经费不好筹集，派系很难消除，旧的习俗不好根除掉。这些方面总是不改进，即使每天都设置海上防守，也只是画饼充饥。因此今天最紧迫的事情，就在于努力破除成见，来一些实际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历朝历代防守边疆，重心大多都在西北地区，他们的实力上的对比，各国关系，已经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了。况且还有固定的疆界。在今天，东南海上的疆域有上万里，各个国家在那里通商和传教，来往非常自由，汇集进入京城还有其他各个省份的内部大量聚居，假装借着友好往来的名义，暗地里却怀着掠夺侵略的计谋，一个国家制造事端，各个国家都跟着一起煽动，这实在是数千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局势的变动，洋人的轮船和电报的速度，瞬间就能行进千里；新式武器精良，威力是以前的百倍，又是数千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强劲的敌人。外国侵略变换成这样，但是我们却仍然想用现成的老办法应付，就好比医生为病人治病，不问他有什么症状，就一概都给他古方，肯定不会有什么疗效。庚申之后，西方的势力向我们内部侵袭，侵略沿海地区，爱国志士没有不内心愤怒、情绪激昂的，纷纷要求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些局外人胡乱议论，根本不知道这里面办事的艰难，等到询问他用什么方法自强，怎么才能抵御外来侵略，他就一脸茫然的神色，哑口无言。臣在洋务方面经历的时间比较长，看见的、听见的也比较广，对于敌人和我们自己优势劣势的地方，知道得比较深刻，看一下现在的状况，财力、人力都还很不足，又过多地拘泥于传统，被众人的意见牵制，即使想要振奋也有些困难。《昳经》里面说：“穷则变，变则通。”大概就是不变通，才在战争中进攻或防守都不能长久，想靠讲和来维持也不可能持久。
李鸿章又说：
最近这些拘谨的古板的读书人，大多认为办理洋务、对外交涉的工作对人是一种侮辱；那些想要投机取巧的人，又把避开洋务当作成就自己清高名声的方式。如果朝廷不努力弘扬新风气，破除以前旧有的那些陋习，实行让国家富强的实用的办法，那么天下危险的局势最终就不能预料，等到后面，缺乏人才的情况会比今天还要严重。就中国这么大来说，却没有自强自立的那一天，这就不仅仅是担忧了，更是可耻的事情。
由这些可以看出，李鸿章本来知道现在这个时候是三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个大的变局，本来知道满足于现状就不能得到安定，本来曾经想要求得之后千百年安定国内、抵制国外侵略的好的方法，本来知道旧的方法不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本来知道如果不是维新变法，那么不管是战争还是防守都靠不住，本来知道派系的界限不消除，以前有的习俗不废除，那么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甚至知道今后会缺乏人才，而且程度比今天会更加严重，中国这么大的一片土地，却永远没有自强自立的时候。他的语言是沉痛的，我一直到现在读它们，都会忍不住热泪盈眶。李鸿章如此忠诚，有那么敏锐的洞察力，而且又长久位于重要位置，手中握着重要的权力，但是他的成就却只有今天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兵事，却不知道有民政；只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有内政；只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有国民百姓。每天责备别人在大局方面愚昧，而自己对待时局却搞不清楚；每天责备别人乱搞派系，旧的习气难以戒除，而他自己的派系、旧习气跟那些人比起来，只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罢了。他不知道今天世界上的竞争，不在于国家怎样，而在于国民什么样；他不知道西方各国之所以能够解除派系、破除以前的习气、通过新政而富强的改革的动力都是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而这种动力能够出现的原因，都是因为有一两个能够提供强大动力的率先有觉悟的先行者，从而能够引导别人一起，形成改革的风气之后，再利用下层的力量，这样没有不成功的。李鸿章如果不知道这些，不忧虑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就算了，既然已经知道了，也已经担忧了，凭着他的地位、他的声望，在朝廷上可以获得君心，从而指挥百官，在百姓中间可以制造舆论来鼓舞全国，只可惜李鸿章没有这样做。我这才说：李鸿章受人诟病，就在于他不学无术。所以说：他是被当时局势造就的英雄，不是可以造就时势的英雄。
不过，事情改变了，发生的地方也就变了；人换了，时代也会不相同。我们这些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用这种大道理来要求李鸿章，我知道李鸿章一定不能接受。他所说的那些局外人的随口议论，不知道局内人的艰难，言语里仍让人感到心痛。按照《春秋》里“责备贤者”的说法，李鸿章的责任固然不能推辞，试问今天四万万中国人之中，具有Cast t stone（投第一块石头）的资格的人又有几个呢？我虽然批评李鸿章，但是一定不能因为有那种死板的读书人，或者是一心想要占便宜的人被传统道德所束缚，或者是为眼前的形势所迫，而稍微宽恕他的罪过，不过也绝不能允许他们那些人跟着我乱说。总结起来，李鸿章不失为一个有名的英雄，他最不幸的是，全国这么大，竟然没有无名的英雄跟随他，因此他虽然有一些行动，也不能换来成功。我对于李侯爷的遭遇，感到十分悲痛。
从这章以后，李鸿章事业得意的历史就结束了，而他失意的岁月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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