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新运动的萌芽，从甲午中日战争中产生；李鸿章积累的功勋和名声，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被淹没。真可惜啊！李鸿章在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七十大寿的时候生病了，生病却没有去世，突然遭遇这场变故，祸患和危机重叠在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又经历了八年最艰苦最危险的特殊困窘和奇耻大辱的生活后才去世。老天啊，为什么在这个人的人生前半段对他是那么宠爱，却在他人生的后半段又给他那么多的困苦，对他如此残酷？我执笔写到这里，忍不住停止书写，长叹一声。
中日这场战争开始于朝鲜，推及这场祸患的开始，不得不说是李鸿章外交上遗留的遗憾。朝鲜本来是中国的藩属国，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的时候，日本和朝鲜有一些外交上的纠纷，日本派遣使者来到中国交涉，按理说朝鲜是我们的藩属国，他们的外交应当由我国说了算，这是在国际上公认的。但中国当局因为怕事，所以就回答说：“朝鲜自己国家的政治，我们朝廷一向没有干涉，任凭贵国自己和他们交涉就好。”于是日本又派遣大使到朝鲜，在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正月的时候，与朝鲜的君主签订和约，其中的第一条就是：日本认定朝鲜为独立的国家，与日本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拥有平等的权利。那是日本和朝鲜交涉的开端。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的时候，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这些国家相继向朝鲜请求互相通商，朝鲜政府感到很惊恐，一时间犹豫不决。于是李鸿章写信函秘密地劝说太师李裕元，让他和各个国家立下约定，又上奏折说可以依靠这个来防御俄国人、牵制日本等等。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的时候，驻日本的大使何如璋给总理衙门写信，要求主持朝鲜外交，说中国应该在朝鲜设立一个办事大臣。李鸿章说如果暗地里对朝鲜进行保护，尚且觉得能够进退自如；倘若非常明显地代替朝鲜操持外交，不但朝鲜未必听我们的话，而且各国没准还要责备我们，万一到时候出现骑虎难下的局面，恐怕麻烦会甩不掉。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的十月，侍读学士张佩纶又上奏请求派遣高官作为通商大臣前往朝鲜，处理他们的外交事宜。李鸿章的看法和先前的一样。这都是因为李鸿章对于“藩属国没有外交的资格”的国际公法不熟悉，只贪图一时的省事，说那是一个独立国家，用一些大道理来蒙蔽人，确实是千古的遗憾。从这之后，世界各个国家都不再把朝鲜当成是中国的藩属国对待了。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条约，上面写明假如明天朝鲜发生事变，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想要派兵前去的话，必须先要让对方互相知道自己的行动。于是朝鲜又好像是中日两个邦国共同要保护的国家，这件事确实非常离奇，实在是不可思议。后来这两个国家各自说自己的道理，理不清楚，终于酿成了战争。然而这个祸端不得不说是由外交引起的，这是李鸿章第一大失误。
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三月的时候，朝鲜有东学党的叛乱，气势十分猖獗。当时袁世凯驻扎在朝鲜，作为办理商务委员。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亲信，多次致电李鸿章请求派兵帮助围剿，还怂恿朝鲜国王去请求大清出兵援助。于是李鸿章在五月初一的时候派遣海军“济远”“扬威”两艘军舰赶赴仁川、汉城保护商业，并且调直隶总督叶志超带着一千五百名淮军去牙山；同时遵照《天津条约》上面的内容，通知了日本派兵的消息。日本立刻也跟着派兵前去，到了五月十五日，日本军队到达仁川的已经有五千人。朝鲜政府非常惊恐，就请中国首先撤兵来给日本做个榜样。中国不答应，于是就去和日本反复商量一起撤兵的事情，那时候乱党已经解散了。日本既然已经发过来重兵，肯定是有进无退，于是就商议要和中国一起干预朝鲜的内政，帮助他们国家变法，双方以文字书信往来，言辞表达都很激烈，战争似乎迫在眉睫。
对于这场战役，在中国看来，是藩属国有了混乱，说一些好话来乞求援助，宗主国有帮助平定战乱的责任，所以中国才派军队过去。在日本看来，却是既然已经承认朝鲜为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么它和其他国家的地位是平等的，现在中国紧急派兵来帮助平定和它同样平等的国家的内乱，其真实意图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日本才派军队过来进行防备，这两个国家各自有各自的说法，都认为自己正确、对方错误，都能说出所以然来，说的话好像都非常有道理的样子。但是其中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当还没有发兵的时候，袁世凯多次致电说东学党十分猖獗，朝鲜朝廷绝不能自己摆平，后来朝鲜国王乞求中国救助的咨文，也是袁世凯指使的。为什么五月初一开始发兵，但是初十那天就已经有了乱党都被铲平的消息？当时我国军队还在路上，和乱党离得非常远，一点儿边都沾不上，就是说朝鲜战乱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帮助他们剿灭贼寇。既然不需要清朝帮助围剿，而我们国家好端端地就发兵过去，怎么能不使得日本人怀疑？所以我们说错在日本，日本当然不能接受。曾经有人说袁世凯想要借着这场事端向上面邀战功，所以才故意夸大其词、无端生事，但是没有想到日本人紧紧跟在后面。果真如此，就是因为袁世凯的一念之私，使十多万的人民遭受了兵灾，毁坏了有着数千年的国体。袁世凯固然不能推卸责任，但是任用袁世凯，听信于袁世凯的人，难道不也要负用人不当的责任吗？这是李鸿章的第二大失误。
日本屡次和中国商议协助朝鲜变法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不同意，中国屡次请求和对方同时撤兵，但是日本也不同意，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便开始天天希望俄国、英国出面来调停斡旋。北京、伦敦、圣彼得堡，他们的函件和电报来回传递，俄国、英国虽然也说一定会出一份力量，但是却暗地里希望能够获得渔翁之利。拖延了一段时间，战争准备还没做好。等到了五月下旬，日本的官兵调到朝鲜境内的已经有上万人了。本来平时的兵力就已经比不上人家，又在战争准备上落后，使得敌人占领了重要位置，主和客整个换了一个位置，因此两军还没有交战，胜负已经见了分晓。这是李鸿章的第三大失误。
三次失误之后，战争打响了。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朝廷的命令筹备战斗装备。于是就派总兵卫汝贵统领盛军马步六营进入平壤，提督马玉崑统领毅军两千人进入义州，分别从海道到大东沟登上岸，又命令叶志超的军队转移驻扎在平壤，这些都是淮军。所派过去的所有官兵，雇了英国商人的三个轮船分着运送，又让“济远”“广丙”两艘战舰保护他们。二十五日凌晨被日本军队的军舰袭击，“济远”舰的管带方伯谦看到敌人接近，惊慌失措，非常恐惧地藏在甲板最厚的舱室，等到日本的大炮摧毁了他的船舵，就立即高高挂起投降的白旗，下面悬挂日本国旗，逃回了旅顺。“高升”号被击沉，我军死了七百多人。二十七日，郑重通告全国，下令驻日大使馆的大使汪凤藻把国旗撤下来回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退回到平壤，向朝廷捏造消息说自己打了胜仗，说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等这些天，多次作战歼灭了倭寇五千多人，朝廷下圣旨赏给军士两万两白银，因此得到提拔的军官有数十人。自此之后，北洋水师、淮军陆军的威望渐渐下降。
五月、六月的时候，日本的兵船聚集在朝鲜，来往的船只多得像织布的梭子。然而中国的军舰都躲避藏匿在威海卫，在海面上逍遥自在。等到有人参劾的时候，才开始假装派遣辅助的船只开出港口，有时候行驶三十里就停止，有时候行驶五十里就停止，总之从起航出港，过五六个小时就立刻把船开回去，然后立即致电北洋大臣，说某船在某个地方巡逻，并没有倭寇的踪迹等等。种种情形，又可笑又可悲。八月上旬的时候，北洋大臣处总是接到朝鲜前线的电报，请求派遣援军来壮大声威。北洋政府便租用轮船招商局五艘船，装载着官兵、银两和大米，用海军的军舰护送，铁甲船、巡洋舰各有六艘，水雷船有四艘，合成一支队伍，一起前进。八月十五日，安全抵达鸭绿江口。五艘运兵船直接进入鸭绿江，浅水的军舰、水雷船和他们一起进入，其他的军舰暂时在离鸭绿江十里或者十六里的方驻扎，连锅炉里的煤火还没熄灭。十六日凌晨，从远处看见南方冒出缕缕黑烟，就知道是日本军舰快要来了，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下去，让军舰排列成“人”字形，“镇远”“定远”两艘铁舰作为“人”字的顶端，“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以及水雷船排列成“人”字的两边，挂着号旗召集鸭绿江中的战船全部出来帮助战斗。过了一会儿，敌人的军舰渐渐靠近，排列成“一”字形，向中国军队猛烈扑去，一共是十一艘。敌人巡洋舰的速度超过了中国军舰，转眼间又变换成太极阵的队形，把“人”字包围在中间。我国的军舰先用重炮轰击敌人的军舰，但距离日本的军舰有九里那么远，没有击中也很正常。炮弹的声音还没消失，敌人的船只便蜂拥而至，与“定远”舰、“镇远”舰距离有大概六里，因为害怕强大的火力从而躲避炮弹攻击，在这个距离上，中国的炮舰射程不足，但是日本军队的炮弹已经能够打到了；日军距“人”字阵型的队尾两艘军舰比较近，欺负那两艘军舰小、装甲薄。不一会儿，日本军舰攻入“人”字形的阵脚，“致远”舰、“经远”舰、“济远”舰三艘军舰都被隔到了圈外。“致远”舰失去组织后，船身受了重伤，看样子都快沉了，“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开足马力，向日本的军舰快速撞过去，想要和它同归于尽，还没有到达目标就全部溺水了，船上有二百五十个人同时殉难。大概整个中日战争死者里边邓世昌算是最壮烈的。其中同时被圈出来的还有“经远”舰，军舰刚和大部队脱离，船上突然着起了火，管带林永升一面发射炮弹攻击敌人，一面激起水花来救火，好多事情依然做得井井有条。突然发现一艘日本军舰看上去好像受伤了，立刻加大马力追上去，但是被敌人的鱼雷攻击，没有来得及避开，被炸成两段，死亡的人数有二百七十人。战况实在太惨烈了！至于“济远”舰的管带方伯谦，就是在七月间护送高升到达牙山，途中遇到日本军舰后逃回旅顺的那个人，那天双方交战，方伯谦先挂上了本船已经受了重伤的旗帜，想要用这个来告诉舰队司令，但是因为想要逃跑的缘故，也被日本的军舰划出了圈外。“致远”舰、“经远”舰两艘舰和日本人拼命战斗，方伯谦放着这些不管，像一只丧家狗一样逃窜，于是误入了水浅的地方。当时“扬威”号已经搁浅在这里不能转动，“济远”舰撞到了它的身上，裂开了一个大洞，于是“扬威”号就此沉没了。“扬威”号遭到这个突来的撞击，死亡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人。方伯谦受惊，简直害怕到了极点，飞快地逃入旅顺口。第二天，李鸿章致电下令抓住方伯谦，在军队面前就地正法。同样战争期间和方伯谦一样贪生怕死的还有“广甲”号军舰，它也逃出了阵型外边，不知道受伤没有，然而它只担心后面的追兵，根本不看前面的路，于是不小心撞到了礁石上面，被日本军队施放的鱼雷击沉。队列中“经远”“扬威”“超勇”都沉到了海里，“济远”舰和“广甲”舰逃了出去，和日本对抗的只剩下七艘军舰。这场战役，日本军舰虽然也有受重伤的，或遭到一点儿小损伤，但却没有丧失一艘军舰，然而我军丧失了一共五艘军舰。
海军在大东沟被打败的同时，陆军在平壤也战败了。平壤是朝鲜镇守的重要地方，西、南、东三面，都有大江围绕；北边枕着崇山峻岭，城墙依靠着山崖；城东边是滔滔江水绕过城南一直向西去；西北方向没既有山，也没有水，是直接到达义州的交通要道。我军的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崑六名将领，总共率领勇士和壮丁三十四个军营，于七月中旬会合齐聚在这个地方，他们都是李鸿章的部下。当刚从牙山出发时，副将聂士成就建议，应当趁着日本官兵没有进入朝鲜之前先发兵，首先出动大军渡过鸭绿江，迅速占据平壤，然后让海军舰队占领仁川的港口，这样就使得日本军舰什么也做不了了；牙山的驻军与北洋的海军一边牵制日本军队，另一边让在平壤的大批军队向南偷袭韩城，等等。李鸿章没有采用他的办法。等到了七月二十九日，牙山战败，这个方法就彻底告吹了。
日本军队进入朝鲜时，酷暑难耐，道路危险、狭窄又不好走，行军历经艰难险阻；又赶上沿途经过的村子贫困，不能从那里得到粮食。朝鲜人一向害怕我朝的威严，我军到达的地方的物品供给，只要我军一呼就可以得到，而他们对待日本军队则是相反的态度。所以敌人军队进攻平壤的时候，除了自己带的干粮外，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粮食，一勺盐都要吃好几天。在这种情况下，我朝军队如果知晓作战契机，趁着他们辛苦疲惫的时候，派出军队袭击他们，一定能获得胜利。但是我军偏偏没有采取此种策略，只想采用以主人的心态等待客人、以逸待劳的策略，仗着平壤的堡垒坚固，认为可以捍卫自己、抵御敌人，这是最大的失误。李鸿章在八月十四日的时候下令，这次战争的中心思想是防守而不是进攻，中日整个战争都被这个思想误导了。
当时按照李鸿章的部署，马玉崑所率领的四个军营的毅军绕过江东，形成掎角之势。卫汝贵、丰升阿两支部队，一共十八个军营驻扎在城市南边的江岸，左宝贵军队的六个军营驻守在北山城，叶志超、聂桂林两名将领留在平壤城中。十二、十三、十四日这些天，日本军队已经陆陆续续集结在平壤附近，两军经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但是彼此的伤亡都没有多少。到了十五日的晚上，敌人的部署已经确定好了，命令右翼军攻打大同江左岸桥里的大炮台，然后渡过江河去冲击平壤的正面，让师团长的队伍在他们后方准备支援；左翼军从羊角岛下来，渡过大同江，冲击我军的右翼。十六日的时候，敌军在大同江岸边和马玉崑的部队相遇，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敌军死伤非常多，炮台全都被攻陷。当时左宝贵撤退，驻守在牡丹台，有七连发的毛瑟枪，还有快炮等，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敌军接连发射开花大炮，左宝贵负伤后不幸阵亡，官兵内部产生了很大的混乱。下午四点半，叶志超急忙悬挂起白旗，向敌军乞求停战。那一夜整个师的官兵纷纷开始撤退，在义州、甑山两处，被敌军拦截、追杀，死了足足有两千多人，于是平壤就被敌军占领了。
就是这场战役，李鸿章二十多年来训练的官兵，自夸善于作战的部队，基本上什么都没有了。中国军事力量废弛，这个事情本来很早就被外国人所了解。唯独淮军、奉军、正定训练官兵，一向使用洋人的操练方法，又是李鸿章一直苦心经营的，所以日本听到这些威名非常害怕；等到日本战胜之后，日本将领还一直说他们不是真正的淮军。淮军作战失败的原因，一是因为将帅愚蠢渎职，其中最过分的如卫汝贵，克扣军饷，自己临阵先逃；又如叶志超，战败了却假装打了胜仗，欺骗君主要求赏赐。任用这样的将领上前线去杀敌，怎么会不失败。还有一个原因是，统帅一共六个人，官职和权力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总统摄领的，所以军心涣散，彼此没有策应。这场战役是李鸿章用兵战败的开始，而淮军的名声也从此一落千丈。
训练了很长时间的官兵尚且情况这样，其他仓促招募来的新兵，不懂纪律，也不懂如何使用武器，更不用提了！自从平壤那场战争失败后，朝廷对战事的谋划就更加飘忽不定，这些军事责任不能全都怪在李鸿章一个人身上，所以我就不详细叙述了，仅仅罗列他们中一些重要的将帅：
其余的前后从军的部队，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的胞弟）、副都统秀吉的神机营马步兵，按察使陈湜、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率领的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率领的淮军，副将吴元恺率领的鄂军，提督冯子材率领的粤勇，提督苏元春率领的桂勇，郡王哈咪率领的回兵，提督闪殿魁新招募的京兵，提督丁槐率领的苗兵，侍郎王文锦、提督曹克忠奉旨团练天津的常胜军，还有某个蒙古的官员带领的蒙古兵。中间有的归李鸿章指挥，有的归依克唐阿指挥，有的归宋庆指挥，有的归吴大澂指挥，有的归刘坤一指挥，没有一定的归属，也没有统一的行动，有见识的人早知道这是一场根本打不赢的战争了。
九连城失守，凤凰城失守，金州失守，大连湾失守，岫岩失守，海城失守，旅顺口失守，盖平失守，营口失守，登州失守，荣城失守，威海卫失守，刘公岛失守，海军提督丁汝昌带着北洋残留下来的军舰向日本投降，于是中国的海防力量被全部摧毁。现在请允许我将李鸿章生前最重视、最用心经营的海军，重新列出一个表格来，以便大家感受那种穷途末路的情形：
剩下的还有“康济”“湄云”用木头做成的小兵舰，“镇北”“镇边”“镇西”“镇中”四艘蚊子船，还有五艘水雷船、三艘炮船，在刘公岛海湾被损坏的或完好无损的船，大大小小一共有二十三艘，全都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其中还有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丙”“广乙”三艘船，有的被打得沉到了水里，有的投降。从这之后，中国北部海面上数千里，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中国舰队的影子。
中日两国战争之际，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人们几乎把他批评得体无完肤，人人都想杀了他。静下心来谈论这些，李鸿章确实有他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最开始不知晓国际公法，误劝朝鲜和各国立约，这是过错一。既然已经允许朝鲜签订条约，就代表默认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但是后来又派兵干涉他们国家内部的战争，给人留下话柄，这是过错二。日本既然已经调派官兵过去，势必就是只会进去，不会撤退，李鸿章却不能抓住先机，而总想依赖其他国家的帮助来挽回这个局面，致使延误了时机，这是过错三。聂士成请求趁日本军队还没有来的时候，派兵直接攻打韩城来制服敌人，李鸿章没有采用，这是过错四。在“高升”号事件还没有发生之前，丁汝昌请示带领北洋海军率先攻打敌人的军舰，李鸿章没有采纳，使得敌人反客为主，敌人势力越来越大，而我军越来越危险，综合以上的原因，都是李鸿章不想由我方挑起战争所致，还只想用外交礼节来应付，却不知道当甲午年五、六月的时候，中国和日本早就成了敌对国家，再也不是友好的邦交国了，错误地用和邻国友好交往的策略来应对战争，这是过错五。李鸿章为自己解释说：仔细考虑我军的实力还不能够对抗日本，所以害怕挑起事端，因此才保持忍让的态度。如果是那样，李鸿章任职北洋大臣、训练军队、带兵打仗二十年了，为什么连一仗也打不了呢？这是过错六。李鸿章可能又要为自己解释说：政府阻碍牵制，经费不够啊。如果是那样，那也只不过是军队不能扩充兵力罢了，怎么连现有的部队，比如叶志超、卫汝贵这些部队，一向因为训练的时间长而被大家知道，也脆弱成这个样子呢？而且随意克扣军粮、强抢民女这些事情经常能够听到，如果军纪严格些就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了，这是过错七。好多枪都是坏的，子弹是假的，或者是买的子弹和枪支不配套，火药不随枪械同时下发，要是说以前管理军械局的人都是廉明的，谁能相信这些话？这是过错八。平壤这场战役，军队没有统领的将帅，这是兵家特别忌讳的，李鸿章居然犯了这个错误，这是过错九。从头到尾坐着等待敌人来进攻，被人牵着鼻子走，却不能做到牵着别人鼻子走，害怕敌人像害怕老虎一样，这是过错十。海军竟然不知道使用军舰和大炮，这是过错十一。旅顺要塞，西方国家的人说派上百个官兵守着它，只要准备充足的粮食，三年都不能攻破，李鸿章把那个地方委托给自己的亲信，那人却怯懦贪生怕死，听到一点儿风声自己先逃跑了，这是过错十二。这些都可以算作李鸿章的罪过。但在甲午年九、十月之后，满朝的文武百官都随便乱出主意，如果所下的命令不能出自一个人，那么责任自然也不能都归结到一块儿，如果把那些都归于李鸿章一个人的过错，李鸿章当然无法接受。
又岂止是不能接受而已，我见过那些责骂李鸿章和怪罪李鸿章的人，他们本应该承担的罪责甚至比李鸿章多上几倍。在这场战争中，那些军队将领没有一个是不有愧于国家的，这个就不用多说了。然而在百步和五十步之间比较，那么海军的表现比陆军要优秀一些，李鸿章部下率领的陆军，又比其他的陆军要优秀一些。海军在大东沟的那场战役，双方激烈交战五个多小时，西方人看到这场战役也全都赞不绝口。虽然中间有像方伯谦那种败类（有的说方伯谦实际上是为了救火，保住那艘船，海军的战术就是那样），然而剩下的那些殊死搏斗的军舰，也可以相抵了，即使是日本海军也肃然起敬。所以日本军队在战争后这样觉得，只有海军中有对手，陆军都不是对手。等到了刘公岛那场战斗中，粮食吃完了，也没有增援的部队，有的投降敌人来保全生命，有的奉献自己的生命来保全气节。那些前前后后阵亡的人，有邓世昌、林泰曾、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虽然他们阵亡的地点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男子汉的气概，令君子感到悲壮。上面那些人都是北洋海军里最关键的人物，相比之下是不是陆军里那些没心没肺的人，实在都不值得一提了？但是在平壤那场战役，仍然有左宝贵、马玉崑等连续两天激烈战斗的人，他们是李鸿章的部下，他们的士兵和敌人的死伤差不多。他们后来想要收复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地，到防守盖平，和敌人几次激战，虽然最后战斗没有胜利，但是他们已经尽力了。主持大局的人其实是宋庆，也是李鸿章的老部下了。虽然这些还是不能抵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玙等人犯下的罪过，就算是这样，但拿这些和吴大澂的贴出规劝投降的告示，还没有和别人打仗全军就崩溃了相比，怎么样呢？比起刘坤一奉朝廷的命令出征，却停留拖沓了数月还不出发，怎么样？所以要说中国全部的军队都是非常腐败的可以，但要是把这些责任都怪罪到李鸿章的淮军头上是不行的。当时整个朝廷都充满了虚伪、骄傲的风气，认为只要杀了李鸿章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些事都解决掉，大家就能重新过上好日。那些道貌岸然、指手画脚的官僚绅士有着气吞东海、话语可以震撼三山的气势，尤其是湖南人的气焰最为嚣张，还提出了重新起用湘军的建议。现在看这个结局，还不如淮军。唉！那些说话的人都应该感到羞愧。我之所以说了这些话，并不是要为淮军和李鸿章辩护。我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次战争上的看法，一丝一毫都不能为李鸿章宽恕淮军，但是特别讨厌那些虚张声势、骄傲又嚣张的人，他们完全没有责任感，只会站在别人的身后，随意指责别人的毛病，拿来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从来都没有深深思考过改变现状的方法，实际上这些人才是促使国家灭亡的人。李鸿章确实应该被指责，但那些人是有资格指责李鸿章的人吗？
在这场战争中，李鸿章确实犯下了很多错误，但即使他没有犯下那些错误，战争也一定没有幸运胜利的道理。自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胜利和失败都能够在还没有开战之前就已确定，这是为什么呢？世界的发展越来越趋近于文明社会，则优胜劣败的结果也更加确定。实力在谁那边，那么胜利就在谁那边，一点儿改变的办法都没有。无论是政治、学术、商务，没有一件事不是这样的，军事战争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日本这三十年以来，都在苦心经营自己的军队，君臣上下齐心，带着这样的信念，训练出了这支有纪律、敢拼命的强劲的军队，孤注一掷来和我们拼命，如果不是非常自信的话哪敢这样呢？所以等到他失败了，然后才知道他之所以失败的原因，这样的人就是愚笨的人；又或者那些都等到最后失败了还不知道致使自己失败的原因的人，这样的算得上是死人了吧。然而只怪罪李鸿章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呢？
西方报纸评论说：“日本并不是和中国战斗，实际上是和李鸿章一个人在战斗。”这种言语虽然说得有些过分，而实际情况差不多也就是这样。没看见各个省份的那些封疆大臣，只知道固守着自己的范围，好像这些事就只是直隶、满洲的私事而已，这里面有出一分钱，派一个兵进行援助的吗？即使有，也只是说说空话而已，还有发生的最可笑的事是，刘公岛投降的那场战斗，当事者竟然给日本军队写信说，请求把“广丙”号这艘船返还，信中说，这艘军舰是属于广东水师的，这次战役和广东水师是没有关系的等等这些话。各国人士听到了这件事，没有不笑话他们的，而他们却不知道这种话实际上就代表了各省封疆大吏真实的思想和想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日本确实是在和李鸿章一个人战斗。靠自己一个人来和一个国家对抗，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虽然战败了，但还是豪杰。
从这以后，李鸿章在军事上被人敬仰的声誉彻底终止，而他外交上新的困难就从这里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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